孔子与儒家的关系错综复杂，主要反映在先秦诸子百家、也包括儒家经典著作在秦初及秦未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逸失：首先是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对包括儒家著作在内诸子百家著作在民间的查禁焚毁，只留官方孤本；但孤本在秦未战争中未能保存下来，项羽对秦王宫室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焚毁，“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大火中，连同保存于图书馆的诸子百家图书孤本也就化为灰烬。所以，缺乏资料真本，后世的阅读理解非常困难，很多依靠学者记忆重新默写出来，歧义百出，导致各种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如果不设定考察的角度和限制，只是兼收并蓄，那么任何新的考察认识必定陷入在各种理论和意见的泥潭中，迷失方向，一事无成。
不难看出，孔子与后来儒家的二种研究和述说方式有重大的分别：一类是儒家影响了中国政治二千多年的帝王视角，这类儒生完全将思维焦点置于专制皇权之上，将统治者与人民完全割裂开来，以维持皇权恒古不变为唯一目的，百姓和朝纲法律制度只是棋子，均可任意配置、增减或牺牲，这以荀子的“帝王之术”肇始，最终培养出与法家合流的李斯、韩非之流，创造了遗害中国二千多年的东方怪兽：极权帝制。这是自荀子始、后经董仲书汉儒、延及历代大儒，他们的特点是与孔子思想渐行渐远的内法外儒，他们只身饲虎，往往也被皇权猛虎吞噬，国家百姓均受其苦、蒙其难，这是最坏的儒家，是应该被抛弃的糟粕。
二是“书斋型”的儒生，他们是没有入世为仕的读书人或以教书为生的儒生为主，他们困于书斋，闭门造车，他们往往是采用上帝造物的视觉去探讨和论述学问，他们建构理想模型，然后配置各类角色，指定各种角色的道德规范，在他们著作中，大都采用艰涩难明的词语，如“理”、“气”、“命”、“性”等等，他们更像在做一些智力游戏，在脱离尘世的虚无缥缈境界中游玩。
从孔子生前的人生轨迹看，孔子胸怀大志，他并不是局限于书斋中的书生，也不是仅限于答问解惑的老师，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有很高的理论高度和水平，立论于全社会的宏大叙事，探讨社会系统的运作机制。二是要通过出相入仕，说服国君来施行他的思想，实现他关于周礼周制的理想社会。三是从现实出发，在与国君对话、说服工作中，或在教授弟子、传递自己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和语言是平易近人，没有脱离实际的思辨，更没有追求近乎神秘主义的故作高深。
从历史记载看，曾参属于“书斋型”的儒生，在他的人生中，曾参基本过着书斋和教学生活，只一度任过学官。曾参勤奋和理解力强，受孔子的青睐，但他年纪比孔子小46岁，孔子逝世时，他才27岁，与孔子相处日短，能否全部掌握孔子的思想、达到孔子的视角眼界和理论高度还存在很大疑问，因为曾参的著作原著已经逸失，他的思想体现于残存的只字片语或其他人的述评中，他的重要思想主要集中于继承孔子所述说的孝道（如《孝经》，已逸失）和强调对自己的内省修养（《礼记大学》），这说明曾参是偏重在某些方面，只是继承孔子思想的某个方面，与孔子思想范围相差很远。《中庸》一书虽受后世儒家重视，但书中将中庸思想无限拔高，把诚意、天道和人性混为一谈，很多已经超出人们能理解的范围，对现实生活影响很微，最终中庸仍然被庸俗理解为“叩其两端而执中”，被矮化为思维的小工具，故此，《中庸》的拔高并不能彰显孔子思想，反而造成了中庸思想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所以，我们探讨孔子关于“中庸”的思想，主要以孔子的论述为主，以曾参与子思的《中庸》一书为辅。
在《论语》中，明确提到“中庸”的只有两处，一是“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6.29)《中庸》也转录了孔子这段话：“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认为：“中庸这种德，该是最高的了，但大家很长时间都缺乏它啊。”这意思还是很明确的：在各种德中，中庸的地位是最高的了，具有本源性，这是孔子对中庸在其思想中基本地位的阐述。那么自然需要确定孔子所说的中庸是什么意思。中庸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应该进一步加以阐述，但《中庸》中看在不到有关的论述。那么，如何来确定“中庸”的内涵呢？在《论语》中，在另一处记录了孔子有关“中庸”的论述，“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11.16）这是孔子在实例评判中对“中庸”作了形象的描述：“过犹不及”（超过了和未达到，这两者都是一样不对），朱熹的解释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P.19)“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P.21）这些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的中庸概念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