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记死了。
遗照上的老书记憨厚地微笑着。
我一生中有过许多顶头上司，但老书记是领导我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是真心地将“整人”这件事当作一个党的政工干部的事业来完成的。有些干部是整着整着人就升上去了，但老书记却始终没能升上去。
我称他“老书记”倒不是他年龄老到哪里去，就因为他老是只在我们的头上当书记。
老书记1941年入党，党龄五十好几，做到最后也仅是一个党支部书记，处级，恐怕还是副的。
1955年，我在出国前的集训期间常去“青年艺术剧院”玩儿。当时只懂跳舞和玩的我，根本不知道胡风是什么（后来知道“青年艺术剧院”算是胡风分子吴祖光“小家族”的“老窝”），我只是被那里聚集着的一群年轻画家、作家、音乐家……所吸引。他们谈天说地，从贝多芬到萧斯塔科维奇，从鲁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从列宾到毕加索……我傻听，兴趣浓且很仰慕。
集训完毕要出国了，当时的文化部长夏衍悄悄地叮嘱我：千万不要给你的朋友们写信回来呀！
等到我出国回来再往“青年艺术剧院”去时，朋友们已一个不剩，都是用手铐铐走的，罪名是“二流堂”，“吴祖光小家族”，“胡风反革命集团”。我因没落下一纸一字的实证，没铐我，但还是被算作“外围人物”受到审查。
剧院开我的批判会，由老书记主持，这是他第一次整我。
批判会开得不很成功，没有气氛，尽管老书记反复动员，却没人能拿得出惊人的材料，会场显得松垮垮的。老书记着急，我也着急，很想能帮得上老书记。
那些年，隔三差五都有运动，因为有了二流堂小家族这个案底，每次运动都会找到我头上。
1962年“文艺整风”我是“白专典型”，1964年“文化革命”我是“黑线人物”，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升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一步一个台阶。
“文艺整风”时，老书记找我谈话。一身永远的蓝布裤和洗黄了的白衬衫，裤腿总是卷到膝盖处，还一高一低。好好一把椅子他不坐，蹲在上面，一口接一口抽着劣质的“飞马”烟（老书记工资不高生活俭省）。劣质烟呛得他连连咳嗽眼泪汪汪，他正感冒，是带病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
老书记说我检查写得空洞无物，对严肃的政治运动你怎么可以这样敷衍了事。
我说：根本闹不明白什么叫“白专典型”，什么是“白旗”。
老书记生气了：弄到现在还不明白什么叫“白专”？就凭这点你也够白专的了。文件不是明明白白说了吗，白专就是只专不红。
接下来，老书记耐下心地列举了我一堆毛病。
有一个问题印象深刻，他指责我自编自演的双人舞《飞天》：弄出那样腐朽的东西你敢说你还不“白专”？资产阶级思想还不严重？
有一段时间我迷双人舞托举技巧。五十年代舞蹈家戴爱莲曾创作了《飞天》，我不满足它只在地面活动，想试着凌空飞一飞。我和男舞伴练得很辛苦，不断地失误甚至不断地跌倒、摔跤，每个动作百遍千遍地足足练了有半年。
终于完工，领导审查。其中有一个双人舞技巧，男伴托举的手位在女伴的屁股上，这可不得了啦，领导当场叫停，这样下流的动作也做得出来……这个创作就这样被枪毙了。
我不服气找老书记说，这个“托屁股”的动作又不是我发明的，古典芭蕾中常用，都用了几百年了。
老书记教训我说：古典芭蕾是娱乐帝王将相资产阶级的，你是什么人？是共产党员，还记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我犟了一句：古典芭蕾是舞蹈艺术中的瑰宝。
你，你，你……老书记气坏了，猛咳。我立刻去倒水，回屋时老书记已经走了，我想他这是去医务室了。
第二天，我也咳嗽了，体温37.5。热度并不高，却趁此不起床。熬到下午老书记又来了，送来了感冒药：唉，传染给你了。一副抱歉面孔。
我刚要感动，他又开口了：感冒么，小毛病，快起来把检讨书好好重写一遍，明天要开会。
于是恨得咬牙切齿。
1964年批“黑线人物”。我不明白什么是黑线，打了五六个电话向当时一同被折腾的朋友询问，电话那头竟然也回答不出来。真是白折腾了几十年。
后来，一位理论界的年轻朋友帮我查了大百科，总算得知：黑线，三十年代“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国防文学”是黑线。
我当时创作了一部舞剧《后羿与嫦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那是我独立进行舞剧创作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舞剧演出了上百场，还有好几个地方的舞团学演，所以放毒既深且广，一棵很大的大毒草。
批判我时，我说：“后羿射日”的典故毛主席写文章都用的……
那是毛主席，你怎么可以将毛主席与自己相提并论？
马上收口，将毛主席与自己相提并论这罪名可比大毒草厉害。
仍是这部舞剧，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反党反社会主义”了。罪证：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大字报指出：“她射出恶毒之箭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粉身碎骨，以泄她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的心头之恨”。
当时为了这“粉身碎骨”，我和舞美设计费尽心机。六十年代没有现在的先进灯光设备，舞台上表现射下一个太阳时总不成大饼一样“扑”地掉下来算数，四分五裂飞溅才有气氛，在纱幕后边靠一大批人汗流浃背手忙脚乱地操作……
在批斗中我又有疑问：羿射九日时连太阳系都未形成，毛主席远未出生，怎么射他？
谁说是后羿去射毛主席啦，是你，是你自己假借后羿之手以发泄你心头之恨！革命群众气愤地反击。
这次运动老书记起先还是在“文革领导小组”里负责整人，很快就变成“走资派”也被人整了。
我当上牛鬼蛇神后，台是不准上了，功也不用练了，按时去被斗或陪斗，来来去去也就是“反动”“反革命”“狗屎堆”“牛鬼蛇神”。斗完下来拖地、扫厕所、擦窗户……我们牛鬼蛇神们最愿意被罚的一种劳动是去洗服装。歌剧院有五十几个牛鬼蛇神，在文化广场后台几十个人一起，又搓又洗又冲又拧嘻嘻哈哈就像儿时玩水一样。我们派出一个“蛇”放哨，若有人来，就打个暗号，大家即刻就做出一副接受改造的愁眉苦脸状。待人一走，又照样嘻嘻哈哈。
1968年，刚刚适应了“牛棚”生活，突然给调进了样板团“白毛女剧组”。是张春桥点名要我去的，张春桥当时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头儿。
也在那一年，上海爆发了有名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白毛女剧组”领头炮打的是剧组的头面人物：白毛女的首个扮演者顾侠美。我兼任审查她的专案组，专案组的另一名成员是上尉衔的军宣队员。
这个“专案”，最终将老书记和我卷在了一起，老书记倒霉也是倒在这个“专案”上。
我学着老书记的样，第一天与审查对象谈话特别严肃，我对白毛女说，炮打张春桥炮打中央文革是很严重的事件。我威慑她。
随着审查深入下去，话题越来越广。不知不觉间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审查变成了聊天，凑巧那位军宣队员也温良恭俭让，我们三人的相处在那时的氛围里甚至显得有点温馨。
这点温馨后来害苦了“白毛女”，她因全无顾忌，对我们没有警惕，交代材料写了有一寸厚。记得其中最醒目的一条，她说：林彪是“五一六后台”。那时林彪正红，是“副统帅、接班人”。
“审查”结束后，我们按报纸、文件上常用的词语给她做了结论：“小将关心国家大事，有错误，呛几口水属于在游泳中学游泳”。
不久就把我们的专案组撤消了，我们以为是任务完成了。后来才知道，撤消我们的专案组后重新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对她进行审查。
我想到了那寸把厚的交代材料，是我们那可恶的“温馨”给了她错觉，赢得了她的信任，她才会交代得那么多！现在白纸黑字全落在新专案组手中，随便抓出其中一句，上纲上线，就可以将她置于死地。我只觉得自己成了骗子、帮凶，活活坑了她。
上天有眼！就在我不知所措的当口，“四人帮”粉碎了。
比戏剧还具戏剧性吧？我们的女主角从“五一六分子”一翻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我心中这块石头总算落地。
然而，她成了英雄，我却变成了迫害英雄的四人帮的走狗。于是，我成了“讲清楚”对象，负责要我“讲清楚”的又是老书记。
此时我已经换了单位，老书记也跟着转到这个单位了。真是有缘。
我需要“讲清楚”的问题应该是整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但老书记抓的问题却是：“舞蹈界这么多人，为什么张春桥偏偏选中了你，调你而不是调别人加入白毛女剧组，你和张春桥是什么关系？”
我编舞能力强呗！不管是张春桥李春桥总不至于找个不会编舞或编不好舞的去修改白毛女吧？可是，我没有那么厚的脸皮，将这句有自我吹嘘之嫌的话说出来。只好反复絮叨：这事儿你们要问张春桥，提审一下张春桥就清楚了。
提审张春桥是我们的事，现在我们问的是你！
接下来是动用群众力量，开“讲清楚会”。会场设在排练厅，一个大圈围着一张凳子，那张凳子当然是属于我的。
所有人都默默地包围着我。
太阳光穿过排练厅特有的大玻璃窗罩住我全身，就像在舞台上。“打倒四人帮余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四人帮猖狂不得好下场！”那深烙于记忆中的口号声一轮又一轮地在排练厅里回旋。
“讲清楚”会开了好几天，我紧张地等待那盘问，老书记却自始至终没有将那颗“炮弹”丢出来。
这个“讲清楚”会自然是不清不楚了。
结果，有个青年人舞员，将老书记告到上级党委了。罪名是：保四人帮余党，运动走过场。
这也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后来去探望早已离休养病在家的老书记时，我说，老书记，是我连累了你。
老书记说，不。想了许久，又说了声，不。
老书记患的是帕金森。这时行动已很迟缓，他若要站起来，必须呆呆地想许久，而后，触电一样“霍”地站起来了。若想走动，也要呆呆地想许久，然后腾、腾、腾一串碎步就冲了出去，扶都来不及。老书记是病得很厉害了。
丈夫告诉我，我在香港那段日子，老书记拖着病躯顶着炎热为了我的房子奔波。最后一批分房了，丈夫不认识什么人，嘴又笨拙，老书记着急。是老书记为我奔得了现今这套三房一厅的居室。可老书记自己呢，虽也有三间屋却三代同堂。没有厨房，在走廊煮饭，卫生间小，浴缸只能坐不能躺。这就是老书记最后的住房。
那天，追悼会进行到遗体告别，我随着人群最后一次绕着老书记转。这是老书记滞留人间的最后一点时间了。我念叨：快快地飞了吧，当灵魂轻轻飘起，一切就都不会将你纠缠羁绊了，不会再要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你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了，老书记。
（本文原载于2017年第5期《上海采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