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章和电影表现了“文革”十年，但多半写的都是“文革”初期的场景，抄家呀、打人呀、游街呀……很少写到后几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来说说后半截。
1973年，已经是“文革”第七年了。我们那个干校的“学员”，已经陆续被指名调回北京。凡是到这时还留在干校住“早稻田大学”的，都不免心里窝囊，嘴上牢骚，不知几时才回得去。大家人同此心，“文革”初期那种你斗我、我斗你的“革命情绪”，早已烟消云散；“军管”也已管不住我们这些军心已散的兵。人们在闲谈时、歇工时，不由得从心里冒出怀疑：究竟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把一个出版社解散？是为了编辑不会种地，都来学种地吗？不能多说，三言两语，总要说几句。
1973年春天，我被调回北京。临走之前，那些还走不了的“学员”送我，自然有的跟我叹叹苦经，希望我不要忘掉一同在这里“流放”了几年的干校“同学”。我们在这里平时也看看报纸，也知道文艺界已经全归寂灭，再无文艺可谈，只希望回去看看家人孩子，度过余生而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在干校这最后两年，倒还有所缓和。
我可没想到，刚回机关报到，就又看到了几年前的那种“战斗气氛”。回去以后第一次党委会，我蒙恩准出席。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艺界的，有一个水暖工人和一个大学新出来的工农兵学员，算是群众代表，此外满堂都是身穿军服的军代表，完全是我们刚到干校时迎接我们这些“走资派”的那副阵势。
第二天，一位现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的军代表就来访问我，问我的历史，是不是军人出身。我实在不是军人，但在我初到晋西北那时候，也实在没有把老百姓、干部（群众运动工作者）和军人区分的那么清楚。我是晋西北青联的干部，又穿军服，也背过枪，跟三五八旅民运部行军，也算民运部的人，所以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好“唔，有的”含糊答应。对方一听，立即发表高论，说：“还是要军人出身，这才能路子正啊！”一面说，一面立即把我杯里的开水倒在地板上，又不停地添水，弄得我满屋水，想是在表示敬意。可是我心里立刻明白了，他很快就会知道我并非真正的军人出身，而在他眼里，仍一如过去林彪所说：“人分三等，军、干、群。”有如印度的婆罗门、首陀罗阶级，其等级差别与生俱来一样。——其实，他在参军前是一个县里供销社的售货员。
很快，我就知道了，从干校调回的老编辑，没有一个当上组长，没有一个恢复原职。担任组长以上职务的，不是军代表，就是由军代表从外单位干校调来的人。这些军代表，为首的是一位师政委，当兵出身；两位担任部室主任的，是连长或连指导员；其他是排长。其文化水平，有一个是高中，其他都是初中。至于到外单位调人，主要看一项：出身是否工农；再有，在干校是否是左派。从外单位调来的人也曾告诉我们，刚进文学出版社，就由军代表告知，这里是黑窝，要小心、小心。我们的兄弟出版社还有好几个，也都有穿军服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业务主任由军代表担任，而且如此济济一堂，那是只有我们出版社才有的。至于放在党委会里这两个“旧文艺界”的人哩，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弄回来专供做靶子用的，后文再表。
我碰上的头一件事，是党委会讨论从干校往回调人的事。各位军代表和外来“左派”，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干校老编辑，都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似的：“要这个吧。”“那个历史还简单，要那个吧。”我坐在那里，心想提两个从政策上来说最有理由的，也许能通过。两个都是老编辑，非党员，历史都清白，从来没有划过任何分子，政治上一个是民盟北京市的宣传委员，一个是从抗战开始便归国参加抗战的老华侨。现在“中央文革”虽然批资反修，摆的样子却很讲统战，有好些外籍华人回国，就很受欢迎，我想，难道现在还不该放他们俩早点从“早稻田大学”里回来？就是作为政策上照顾照顾，也是应当的吧。于是我这样说了。
但是我的提议却受到在座军代表和“左派”的一致反对。他们说：“凭什么照顾？要照顾，得按中央的杠杠，中央一级的。他们是民主党派和华侨组织的中央委员吗？”“政治上靠不靠得住，没有保证。”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这才知道我在这里无权提任何意见，也知道了自己还不懂这里的“杠杠”是只指“中央一级”的。但是，我还没懂得在这里发言就有危险。
开始工作了，送来许多根本不能看的稿子，词句都不通。我说了一句：“这没法出书。”那位在我屋里拨过水的军代表便大发议论，教训我：“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培养成人，不能只看出书这样小的目标！”我想，出版社的目的，不是出书，而是花钱费力来“培养”思想文辞都无可取的投稿人，我们是跟那个人有什么特别关系吗？他不再讲下去，我也不能再问了。
紧接着，又叫人出去“取经”，我到大寨、小靳庄都去取过经。第一批被派到上海，取回来的经是“不要提篮买菜，而要自己种菜”。即不要经常出去组作家的稿件，也不要外边的投稿，更不要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冲动，只要编辑拿着“上级”发下的“菜籽”来捏咕成菜就行。那时上海有一本《虹南作战史》，是一本小说体的报告文学，据说就是这样“种”出来的，称为“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也便照方抓药，派人出去，到各处指定“坑”来栽萝卜。
说老实话，我们对于这些实在说不上是“文艺主张”的主张，当时确实未敢发表任何议论。如果真要议论，哪里是三天两天说得清的？我们只是低头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种完全缄口不语的局面下，竟然还是闹出了一场“反黑线回潮”。
“反黑线回潮”，顾名思义，就是反对我们这些“文艺黑线”旧人的复辟行为。但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对于八个样板戏、“三突出”公然提过任何不满，更无处可发表，要“反黑线回潮”，从哪儿说起？
从与文艺“黑线”、“红线”都毫无关系的闲话说起。原来，有一批曲艺演员，应江青、于会泳之召，来北京会演。曲协老主席陶钝去看望他们。这些老演员不忘旧谊，在宾馆房间里给陶钝唱了几段。这件小事被江青知道了，竟变成一场大风波，说陶钝在宾馆里听演出是抢在“中央领导”的前面审查节目，这就是篡夺领导权，就是“旧文艺黑线回潮”，得在整个文艺界全面开展“反黑线回潮”的运动！
于是到处反起来，我们这个出版社自不能幸免。我社有一个曲艺编辑贾德臣，因为曾送稿给陶钝看，这回人事处长秉承上意，把他打成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者，关在机关里不许回家。我们这几个文艺界的旧人，自然又成了靶子。李季和严文井的罪状，因为与文艺毫无关系，所以我实在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李季是为了他在下火车来社报到前，向外人说明身份时顺口说了一句：“我是个作家。”大概还说了那军代表并不懂文艺，于是这就成了他妄图压倒军代表的“重大罪行”。严文井是什么罪，似亦相似。至于我自己的罪行，倒记得清楚：
第一罪行是阴谋“挤沙子”，想把军代表挤出去，以便恢复“黑线”统治。事实是曾有一位姓何的军代表，就是那个高中程度的，对自己有一点自知之明，曾觉得在此工作不甚合适，而且家属也不能来京，他自己提出过回部队。当时小组开了欢送会。我在会上发言，表示走得很可惜，要走我们欢送。后来其他各位军代表提出不让他走，也就没有走。这时，前一阵这几句未成为事实的话，竟突然引起了各位军代表的群起而攻，开会批斗，他们说：韦君宜为什么不竭力挽留何某？这就是要挤走沙子，仇视沙子。上次为什么要调那两个非党干部（一个华侨，一个民盟）？就是因为他们俩才是她的心尖子。他们还大声责问：“你和他们俩什么关系？”（其实我和他们二人连闲谈都很少，老编辑谁不知道？）
然后，我们的人事处长（新由外单位调来的转业军人）又揭发我的老底，说有一次我曾跑到人事处来要人事档案看，还说：“人事处的事，你有什么权力来管？这分明是阴谋，要在档案里找革命左派的茬子，好去挤沙子嘛！”——这话一说，在座的穿军装干部哄然响应，齐声说：“就是排挤我们！是典型的黑线回潮嘛！”这就又抓住了我一条“回潮”罪证。可怜我哪里晓得，我这个所谓“党委委员”，根本无权去了解自己所管部门的干部档案！（我在干校当指导员时，还把全连队学员的档案通读了一遍哩！）这与文艺一点关系没有的事，却也成了“文艺黑线回潮”，这是第二件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