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作品《清华国学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我说王国维，你若知道其人其事，阅读下面文字，会觉兴趣盎然；你若一无所知，我就说破嘴皮，你也索然无味。所以下面文字读与不读，你自己拿定主意。
话说1925年6月，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正式宣布国学研究院教职工名单，其中“教授”一栏，赫然排列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个名字，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
当时名单上所列四人，均已是学界高峰，能请到其中一位，便可作为镇校之宝。
此前，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也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自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辞不就。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请他担任通信导师（类似今天的函授），实行远程教学，名义上却非北大编制。半年后，蔡元培派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死活不收。拉锯战扯了几轮，最后又是采取变通办法，以报销函授通信邮费的名义，才让王国维收下了这笔薪酬。
有天，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安排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价值观不相同者，自己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之间的茶话会。
王国维给人印象，总是严肃冷峻。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性格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只能默不作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安排席次时，赵太太特别声明：“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桌酒席都成了食不语的君子，而赵太太这边却笑语不绝。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跟学生主动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便钻进书房研究学术。但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他都一律接待，而且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东南大学的学生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学子领受过他的恩泽。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先生帮自己改改。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很认真地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听此语，姜亮夫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龚自珍一生泛游情海，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曾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可题款时，却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朋友间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老师称弟子为“兄”，就有悖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国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石榴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于水的。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一家小型糖果店，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读书写文，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替他准备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稍饮即会脸红，但仍乐此不疲，他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感觉。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去日本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遵从父命“成家立业”。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莫家世代经商，家境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此与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如三迭的《西河》：
垂杨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山，声声啼鸩催起。……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得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后，妻子病逝。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一首《虞美人》写得哀哀切切：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两个夭折）。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国维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解释说，“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视如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女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王国维一生，与罗振玉有几十年的交谊。二人既是浙江同乡，又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也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饮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国维。
对坐攀谈，发觉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自己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王国维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
王国维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因此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就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更是亲如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的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王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做了遗孀的罗孝纯，时年仅24岁，与王潜明结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却在1924年就夭亡了。
此后，因料理丧事，罗、王两家发生误会，三十年交情终至破裂。
其中纠葛，孰是孰非，外人毕竟只能隔靴论事，惟当事人最是清楚。但有一个细节，可证那场纠纷，罗振玉责任更大。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距二人绝交仅半年时间。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天津为之刊印遗著，显见已经痛感自己当初有些意气用事。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王国维字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先生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有研究者一致评价：“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在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就要求孔子生日也该照样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予以开除。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儿子去考邮局，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因为王仲闻以前参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他从此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相互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北京《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1957年，鉴于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想调他去学校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后来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是右派，流放新疆农场。
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了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书局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别的名字，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不被人知。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的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感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王仲闻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才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这也成为了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20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