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草原不久，身上就长满了虱子，其痒无比，难忍难捱。最可怕的是头上也布满密密麻麻的小蚬子（虱子蛋），沙粒大的小白蚬子结实地死粘在发根深处，很难清除，非他人帮忙不能除掉。且虱子繁殖力极强，前赴后继、生生不已，其寄生性和生命力令人叹服。无奈，我们只能与“革命小虫”和平共处、共度春秋了。本以为自己长了革命小虫是太懒的过，很不好意思，也不敢告之他人，一直若无其事地隐瞒着。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共蒙此难的不只我一人，尚有比我甚之者。
草原太缺水，尤其是冬天，要从山上背雪，化雪水吃，谁还舍得洗澡、洗衣，那太奢侈了，长革命小虫不足为怪。1968年冬天某日，到队部开会，小土屋里聚满牧民和知青。久别重逢，大家格外高兴、亲热，虽说是冬天，却热气腾腾。队长吆喝大家唱几首革命歌曲，于是：“敲贺、敲贺、敲贺乌兰乎（打倒乌兰夫）……”、“混德特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一支接一支地唱起来。
大家越唱越热乎，空气升了温，革命小虫也凑热闹造次猖獗起来。只见有人忍不住了，乱挠乱搔不停乱动，够不到的地方就乱晃肩膀，那动作似曾熟悉，与蒙古舞蹈抖肩的形体表演没什么两样。这下可好，如同传染病一样泛滥开来，几乎所有人都在蹭痒痒、抖动肩膀、乱抓挠，一发不可收拾。其中奥秘，不言自明，于是我偷着乐了。
草原上区分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很简单，如果蒙古包上飘舞着小红旗，就是红五类，其包大可放心自由出入。若无，则是黑五类，要格外小心，尤其是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更望而却步。
那年深秋，我和小明赶着牛车去打水，每次必经阿尤喜家，他家包上没有飘红旗，所以从未敢进他家门。可是，每次经过他家门口，都见一位名叫胡日嘎的额吉，痴痴地站在包前，不住地招手，呼喊着：“思赫腾，那欣依热，切沃那（知青，过来喝茶呀）。”她执着地连连不断招手，一站就是好长时间，直到看不见我们的身影。我们被她的诚心所感动，但又碍于她的出身不好，狠着心不忍抬头望她，那滋味真教人难受。
终于有一天，我俩再也忍不住了，心想：管它呢，豁出去了，什么阶级界限清不清，有啥了不起的，不就喝个茶嘛。于是我俩横下一条心，壮胆进了那家的门。额吉喜出望外，满面笑容地将我们迎进门，奉为上宾。翻箱倒柜拿出黄油、白糖、奶皮子、奶豆腐、手把肉，草原上的美食一应俱全，我俩美美地喝了一顿自到草原最香的奶茶。
喝完茶，正打算起身离开，额吉凑上前来，摸着小明的头，自言自语道：“霍日嘿，霍日嘿，亚嘛日艾日奔白（可怜，可怜，咋这么多）？”于是不由分说，很快拿出一把篦子，先给小明梳理头发。我们由于长时间未洗头，头发早已擀了毡子，而且还都留着两挂大辫子，那叫难整。额吉却很耐心，一下一下，一遍一遍，小心梳着，生怕弄疼了小明。
眼见着从小明头上篦下一堆虱子、蚬子，令人发指，浑身发麻。额吉反倒很得意，认为自己是消灭敌人的高手，于是肆无忌惮地大干起来。虱子很快被她尽收囊中，一网打尽。她仍不罢手。又拿出胰子（肥皂），使劲往小明那已很光洁的头上，一遍遍地抹。最令我奇怪的是，她居然往小明头上不断吐吐沫，抹一遍胰子，吐一层吐沫，又用手来回抹平，重复了几遍，不大会儿，只见小明的头油光锃亮，胰子、吐沫、头发，紧紧粘合在一起，平平展展地巴在脑袋上，光可照人。
我忍俊不止，大笑不已，说什么也不让额吉给我如法炮制成小明状。可是额吉执意要修理我的头，说今后虱子不会那么咬你了。一想到满头虱子疯咬，其痒无比的滋味，我只好束手就擒。于是，我俩从蓬头垢面进去，到像被剃了光头的尼姑一样出来，俩人头上像是顶着一个硬硬的、又黑又亮的壳，面面相觑，大笑着扬长而去。
后来，很长时间我们的头不那么痒了，不由地对胡日嘎额吉赋予我们的那顶密不透隙、光亮的“硬壳”心存感激。现在想来，那不就是额吉自己发明的最原始、最实用、成本最低的“草原摩丝”么。
2023-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