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不仅我，张老师，校长甚至我父亲都紧张起来，希望能看到我“再创辉煌”。于是张老师原来给我拟的讲稿，经过其他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后，张老师又叫她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的大女儿陈瑾，再字斟句酌进行修饰润色。我除了上课，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但那时的学生根本不像今天的学生这么大的功课负担，我每天还是觉得很轻松愉快。到了比赛那天，是个星期日，地点我已想不起了，反正是个很大的礼堂内。张洁如老师，姜校长，还有位胡老师和我父亲作为家长和我一齐进入了赛场。由各校校长通过抽签，决定每个参赛人出场的次序。参赛的学校有二十来个，校长给我抽到的是9号。规定每个人讲演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分钟，到达十分钟时，评判席上摇铃示警。参赛人坐左边，老师家长旁听坐在右边。比赛井然有序地开始了，壁上的时钟正好8点。第一个和第二个上台讲演的都是男生，我觉得他们都表现平平，我心里想今天我应该有希望获得好名次。这时评判席上忽然叫道“3号林瘦娟同学请上台讲演”。上台的是一个女生，名如其人略显消瘦，身材匀称，一张很可爱的瓜子脸，大眼睛，年龄和我差不多。一口国语（现在大陆叫普通话）讲得十分流利，音质也十分优美。我还记得她一开始是这样讲的：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打开我们祖国的地图，你看到的是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庄严，美丽，落落大方，令人着迷神往。可是这片美丽的秋海棠叶，现在却在一天天地凋零，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
接下来她以低平而带伤感的语调，讲述了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往事，特别突出了外蒙古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赤色帝国主义苏俄勾结蒙共分子，把它从中国割裂了出去，使我们美丽的秋海棠叶，变成了一个既不象鸡、又不象鸭的怪东西。最后，她用高亢的语调说道：“我们决不能再让山河破碎风抛絮的悲剧重演，我们要作中华河山的主人，捍卫我们每一寸神圣的国土”！她的整个讲演，真可谓声情并茂，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喜怒哀乐，以及自然大方的体态“语言”，都被她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恰到好处。话音刚落，评判席和听众席上都同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的讲演征服了全场听众。虽然我在上场时也竭尽了全力，不但未出现什么失误，而且觉得自己称得上是超水平发挥了，但我仍然觉得这次冠军非3号莫属了。
果然3号林瘦娟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我居其后得了第二名。校长，张老师和我父亲都对我的表现表示肯定。但也一致认为3号同学确实非常优秀，评判是公正的。我自己也输得口服心服，觉得跟人家相比，确是有差距，该向人家学习。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她抒发出的那一派对祖国山河国土的厚爱之情，真是感人至深，至今难忘。
1950年我已读初中了，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郭沫若1949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称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人是“反动分子”，说中国不应该以“宗主国的心态对待蒙古”，甚至说蒙古独立后，人家的“前途会更好”。本来此前，对这位郭先生我是很尊敬的，但他这番“高论”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完全是无耻。由于当时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因此把一切气都发在他身上。当时也根本不懂，像这样的事，在中国岂是个人敢随便表态的。于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在闲谈中向同学谈了，没想到马上就有人去告密。学校军代表刘文范把我叫去训了我一顿，说我这是“反动思想”，“反苏言论”。好在那时我才十三岁，未以反革命论处。但在1958年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判决书中，竟有“读中学时便有反动言论，造谣说国民党要打回来”的诛语，我现在也不明白反对分裂外蒙，就算是“反动言论”，又怎么和“国民党要打回来”挂上了钩？后来我多次在报上看见，台湾国民党代表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把外蒙挡在联合国门外，那时报上说国民党代表是在联合国“捣乱”，但我却认为这才是民族大义，可嘉可敬。当然，人家也许又认为是反动。不过我们今天那些“反帝”，反台独的英雄，好像从来就不知外蒙比台湾更早就是中国的国土似的。这也许就是党性高于一切的体现吧！
往事如尘如烟，一切过去六十年了。后来我断断续续地知道，林瘦娟的爸爸是个画家，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林瘦娟则不知所终。张洁如老师的丈夫陈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1955年肃反中被捕判刑，张老师本来心脏就有病，经不起这一打击，也离开了人世。他们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陈瑾，二女陈琳，都是大学毕业。陈瑾在华西医科大学作助教，1956年我去看她，她婚姻很不幸刚离了婚，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儿叫竹瑜。我读书时张老师身体欠佳，陈瑾多次为妈妈代课，算是我的老师了。那个暑假中，我去看了她几次，一道出去看电影、逛公园。小竹瑜很快和我好得不得了，我离开成都向她们告别时，小竹瑜说什么也不放我走，我走到门外了，她还哭喊着“叔叔回来”！我只好安慰她说“竹喻，不哭，叔叔明年回来，一定来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