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大学恩师龚祥瑞先生的文革往事。图：2023年10月27日，北京街头一个大屏幕播放着李克强的讣告
1977年底，李克强考入北大“七七级”法律系。
当时的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验。大学期间，李克强师从龚祥瑞，很快成为他的得意门生。他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并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当程序》。该译著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可见，龚祥瑞称的上是李克强大学时代的恩师。
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不断，龚祥瑞挨过整，尤其是在文革中，他被打成黑帮分子，受尽折磨屈辱。文革后，他曾在《“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中，详尽的回忆和描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所见所闻。用他文中的话说，“我在这里只能叙述我所遭受和接触的那一鳞半爪，好比倾盆大雨中的点点滴滴，以供后人品味，共享其中的是是非非。”
挂牌游园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开始至1977年6月6日止，为期十年。从1966年6月18日起，龚祥瑞被隔离反省，就是与当时所谓“黑帮分子”在一起，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成了北京市民来校参观者起哄的对象。
有一天，龚祥瑞被造反派挂上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黑帮分子×××”，在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了“×”。敲锣打鼓，在校园内示众游行。观看热闹的群众中，有他的好友高名凯的女儿高苏（当时她是大一的学生），见龚祥瑞这个模样，笑不遏止。龚祥瑞感觉，好像她正在告诉左右同学：挂牌游行的法律系教授是她父亲的好友。他当时心想，如果她父亲在世，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挂牌游园并没有让龚祥瑞伤筋动骨，他也不怨天尤人。高苏的笑声反而使他骤然感到这场闹剧非凡，滑稽可笑。
隔离反省
当时，包括龚祥瑞在内，法律系全系有七、八个人被关在一个教研室里，夜以继日的写检查作交代，没完没了。当聂元梓名震全国的时候，北京市民蜂拥到了北大校园，群众要见见关在房里的黑帮分子。龚祥瑞想，大概是出于好奇吧。曾经一度是著名人士，一夜之间竟成了“阶下囚”，成了另一类人种，自然成了罕见的观赏品。一天，法律系所在地四院来了一群北京市民，他们高呼口号，敲打窗口，高喊：“黑帮分子滚出来示众！”确有人进入院内想要打开房门，把关在里面的人一个个揪出去批斗。他们把门紧闭着，几个人躲在书桌下不敢露面；窗外的观众狂喊猛叫，要叫他们“出来，出来”！呼叫声越吼越大，敲门声越敲越响。龚祥瑞怕房门被踢开，与其被动揪出，不如主动向群众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较为上策。
他回忆说，“当时，我确实是相信群众的。这次运动是整走资派，整当权派，像我这样历史上有问题的不过是陪绑者，关系不大；为了其他人的安全，不如让我出去转移群众的目标为上策。我向躲在桌子底下的难友轻声说：‘还是让我出去向他们交代，就将人群引向院子外面去了！’桌子下面所有的人都不同意，认为：‘出去你这条命就没有了。’他们都怕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都不让我走。”
幸而，敲了一阵，群众见没有动静，也就转移阵地，往别处去了。一时平静下来，他们一个个又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那天中午晚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家里。
一身湿透
法律系的29名教师在42楼南侧，背上个个挂着“黑帮分子”的牌子，姓名上打了“×”，伏在地上拔草，旁边有两个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看管他们，数以千计的人围观，犹如动物园里的牲口那样，一个个成了被观赏取笑的对象。
这天中午，在拔草完毕解甲回家的路上，龚祥瑞遇到外语系女教授俞大𬘡，他见她愁容满面，一声不响低头走路，似有无言之苦在心头。龚祥瑞想：这位老太太一定感到被侮辱了，以往那种自信的神态在她身上消失了。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她服了安眠药自尽了。
在校园里拔草，是运动初期惩罚黑帮分子的一种办法。校园内凡有草的地方几乎全被他们这帮人拔了个精光。一天下了大雨，全身淋得湿透，衣服也还没换掉，红卫兵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谈谈雨中劳动的感想。好在是夏天，全身湿透的身子边谈边干了。大家谈的都是好话，有的说：“这阵大雨把我们身上的臭气都淋掉了!”有的说：“很痛快，好比洗了个澡！”有的说：“把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清洗了一遍！”如此等等，引起红卫兵的笑声和赞赏。
他们说，“走吧，有收获就好！”
一次毒打
在展览“稀有动物”的同一会场上，原是外国留学生的宿舍楼，有个60平方米的会场。那天或许是井冈山兵团召开批斗会。本无龚祥瑞的，他正在38楼应召交代问题以免挨斗的一项有意安排，不知怎的又被叫去参加。当他被带入会场时，系里的挨斗对象多半肉体上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有的躺倒在地，动弹不得。他不知道前因后果，只见前面是黑漆漆的人群，有站着的，有坐着的，群情激昂，不由分说。在这种气氛下，本能的低下头来，无可奈何的任人“摆布”了，连思维能力也丧失殆尽，唯有任人宰割。
一阵眼花缭乱，龚祥瑞只见一个青年举足猛然踢自己一脚，并说：“我这双新皮鞋是专门买来踢你们这帮‘坏蛋’的。”这一脚踢在龚祥瑞的左腿上，其用力之大，已使他站立不稳，似乎立刻就要往后倒下了，竟然还敢“站稳”，那双黑色的崭新皮鞋准确的又在原来的部位上再来一脚，这次果然跌倒在地，混混然只闻一片打倒声，另外就是身旁躺在地上的人的微弱的呻吟声。不久就散会了，人群一个个呼啸而去，剩下来七八个挨打的人躺着起不来身。年轻些的陆续从地上爬起来，企图往外走，一个个勉强站起来走到过道上，还没有到楼梯就站立不住，个个又扶着栏杆席地而坐或半躺了下来，稍事休息想恢复体力。被毒打成这个样子，还是第一次。人们不能理解这是为了什么。都失去了理性。
“我们眼前的打手难道是‘新中国’培育出来的？不！人有时比野兽更残酷。”龚祥瑞心想。
待他们一个个一拐一拐从楼梯上半爬半走下楼时，有的就只能朝着校医院的方向走去。等龚祥瑞慢慢移走回到家里，脱掉鞋子和袜子，将裤脚筒卷起来时，才发现自己左腿上一块肉竟被踢了下来，四周皮肉都是青肿的。
龚祥瑞叹道，“这样的斗争看来是一个可悲的诱饵，作为治国之道并非一无所获，我活了那么多年，竟从未知道人间还有如此残酷的行动。只有通过掉了块肉才能取得这样有益的学问，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个体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