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潘光旦、费孝通夫人孟吟、费孝通，张祖道摄于1955年5月。“文革”开始后，潘光旦身患重病得不到医治，于1967年死在费孝通的怀中。
【摘要】
像潘光旦这样既深受欧美思想影响，又饱读经典，传统痕迹很重的名教授，既然在1949年选择了留在大陆，自然就在相当程度上做好了适应新社会的思想准备。潘光旦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也确实逐渐适应了新社会，但是，像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当思想改造运动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还是发现自己距离这个新社会的要求实在太远，而原因竟是由于人言人殊的所谓历史问题。潘虽再三再四的检查交代，勉强过关，然而却于事无补。他事实上已被列入了另册。
潘光旦，1899年生人，1967年去世，年仅68岁。查潘15岁起发表短文，16岁起发表学术文章，19岁起发表译文及诗词，至1949年50岁时，共发表学术论文约130篇，发表各种书评200余篇，出版各种专著、译著、文集约20部，先后担任过光华、复旦、清华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并历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及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馆长等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潘光旦在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多年参与和主编报刊杂志，先后发表政论文及各种时事短评竟达800余篇，此足以见其对社会政治问题关切和卷入之深。
潘光旦的一生，出家门入校门，从学生到老师，从普通教授到就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一帆风顺。这也是促成他始终坚持独立立场和客观态度，敢在公众舆论中放言无忌，直言批评各种主义，包括公开抨击国民党党治措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到1946年7月，潘终于遭遇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的政治压力和冲击。当月，敢于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在昆明接连被特务刺杀身亡。有传言潘等也在同一张黑名单上，潘光旦等几位教授在闻一多被刺当晚，就都躲进了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后经教育部出面，将潘等从昆明经重庆送去南京，并安排寄寓苏州浒墅关，避祸至10月清华复校回到北平，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经历，显然使潘光旦受到相当刺激。潘虽然时任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但身为西南联大教务长的他，在1945年底的“一二·一”运动中，包括在1946年上半年的政治较力中，始终严守中立立场。他不赞成共产党，也不喜欢国民党，但为了不让外人误以为自己和民盟其他人一样是“共产党的尾巴”，他甚至不顾民盟反对，坚持在国民党人发动的反苏宣言上签了名。然而，国民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批评者的卑劣行为，到底使潘光旦在思想上开始转了向。他最终选择了拥抱共产党的新中国，而且逐渐融入新社会，并且学着站在拥护新国家的立场来撰写支持新政策、抨击“地主”、“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各种政论文章。但是，随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的到来，这位一贯热心社会问题，坚持“学人论政”的名教授，却因为有过太多的“反共反苏拥蒋亲美”的严重“历史问题”，成为整个清华大学的重点斗争对象。从此，他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不仅再没有资格写什么政论文章，就连他的专业也做不成了。1即使他此后对政治三箴其口，学术上也再无热情，当1957年整风运动来临时，他还是因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的种种“历史问题”，及其过于独立的个性，被打成右派，归入了另册。
有关潘光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章具体研究介绍。本文希望能够在前人对思想改造运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部分文献史料，就此稍做深入一些的考察和说明。
建国后的适应与改变
和多数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潘光旦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自我需要怎样的改变或改造，他依旧按照自己一贯的信念和性格我行我素，他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对共产党口头上拥护，骨子里则还要“看一看”的那种知识分子。
比如，因为和民盟一些领导人合不来，感觉政治上受排挤，因此也就对政府里那些“民主人士”颇多批评，认为这些人“无功受实禄”，只不过做中共的“陪衬”、“镶边”与“跑龙套”而已。故对当时知识分子中流传的“党员无学有术，教授有学无术，民主人士不学无术”的说法，津津乐道，逢人便讲。
比如，因为中共中央进城之初，在北京饭店邀请教授们吃饭，没有请他，政协开会更没有他的份儿，他即相信中共不重视自己，事事冷眼相看，漠然处之。直到这一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他说：“由于自己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看法有了多少好转”，自己政治上才逐渐又积极了起来。
又比如，他拿其含有批评中共政治理论观点的政论集《政学罪言》，和含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的《优生原理》两书的发行情况，来检验中共治下“学术自由之境界”与前途；对新政权下的学校工作公开讲：除“才力上能做之事和岗位上应做之事”尽力去做外，对“实际之政治工作”，包括某些团体活动，自认与己“不甚相宜”，故婉拒参加；对共产党动辄组织集体学习等等，虽不公开抗拒，内心里却颇多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