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费孝通的检讨，全面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却很少讲自己以前好的地方，处处给自己上纲上线，本来就认为自己过去可能是自我辩护太多了的潘光旦，在第三次全校检讨稿中也照猫画虎，把自己的历史翻出来一件事一件事地查，所有事都往阶级立场问题上拉，全面自我批判，认定自己在政治路线上一贯是“反对革命，维持反动统治的路线，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间路线”的；“在思想上始终一贯的站在反动的一面”；在行动上从来都是“有可有不可的，凡是可以的，都是反动的，不可以的，都是进步的”。
但是，潘光旦毕竟是潘光旦，其自傲的性格和对进一步深挖历史的恐惧，使他总是不愿触及历史上那些说不清楚的事情，在检讨中总是无法不拐弯抹角地强调自己当年所言所行的种种理由。
比如，他主动承认自己1935年前后曾经一度参加了国社党，却着重强调这是因为赞同张君劢反蒋，与张又是同乡，两代有世交的缘故。
他说自己1927年搞《新月》，以后编《华年》，虽然觉得革命可怕，不赞同共产党，但思想上因为受到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始终是反独裁、反蒋和反国民党的。
他说自己1934年开始在清华做教务长时，学校里革命力量与反动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左右为难。但从职责的角度，他虽无例外地反对一切罢课、罢考等妨碍课业的活动，但严格掌握着一条原则，即只要不违反校规，不打乱学校秩序，就听之任之。
针对有人揭发他反对中共“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他则辩解说，当时以为“这是国民党喊出的口号”，认为“国民党自己不争气，把中国政治搞得一团糟，却硬把责任向外国人与老祖宗身上一推。”
对于许多人提出他反苏的问题，他解释说，1937年以后自己所以会在一些文章中陆续有批评苏联的言论，也是因为自己有自由主义立场，相信苏联是集体主义，限制个人自由的发展。这也是他当时不赞成中共的原因所在。他常常会在文章中批评几句苏联，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这一看法。1946年2月他之所以会不顾民盟组织的反对，坚持在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苏宣言上签名，也是因为一来有狭隘爱国思想，二来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别人越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他就越想要表现一下自己的特立独行。
至于回北平后，参加《新路》和在《周论》等“反动刊物”上写文章，他认为也是一样的原因，一是因为思想上合拍，二是不愿意个人自由受到中共的牵制或民盟的干涉。
谈到对学生们所关心的他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的立场问题时，他解释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敷衍、躲避与两面派的态度”。因为，以自己教务长的身份，即使赞成学生运动，也不便表现出来。同时，自己也觉得国民党太不像话了，是需要有这样的学生运动来冲一冲。但他相信，搞得太厉害了，弄到联大关门，少了一个民主堡垒，于公于私都有损失。因此，“罢课我是赞成的，但(认为要)能发也要能收，宁愿收了再发，不要旷日持久，使学校终于无法维持。”
他的检讨总体上是强调：自己过去“思想情况是把蒋介石看作历史上的专制暴君一流。把国民党看作历史上的奸臣、外戚、太监所结成的狐群狗党一样，而自己呢？想发生一点历史上御史大夫口诛笔伐的作用，想发扬一点所谓清议。”同时又分析认为：“假如反动派不叫我离开学校，相反的给我一些好处，如提倡优生学，或让我主持一个研究机关，我就会不但不反对它，并且还会拥护它。”结论是说“我这种‘反’法，只是一种同属于一个阶级——统治阶级——的争吵，我只是在讨厌蒋匪帮，骂蒋匪帮，骂蒋匪帮没出息，而没有把他看作不同阶级的敌人。”
潘光旦这次全校大会检讨的时间，是在1952年3月17日，时间近3个小时。在这次检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段内容，其实是他承认“李闻惨案”对他在中国革命大决战最后关头的政治表现，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他说明：得知“李闻惨案”后，他很害怕。但“有我那种思想情况的人，是不会考虑到解放区去的，我个人的情形又无法转入地下，于是只有力求所以自安之道的一法。”从美国领事馆出来后，不仅马上听从教育部安排转去南京，躲到浒墅关去。回到北平后依旧心有余悸，不仅更不敢靠拢中共，连对民盟的工作都不再积极。相反，去积极参加了以第三条路线面目出现的《新路》杂志及其领导机关——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各种活动，给自己上一层保护色。在此期间，为了安全，对国民党不仅很少再批评，而且“推却了苏联领事的吃饭”；“拒绝在反美反蒋的宣言上签名”；“罗隆基在上海被蒋匪软禁，我到上海答应去看他，而终于未去”；“闻一多的家属进入解放区之前，想把闻一多同志的骨灰罐子寄放在清华图书馆里，我没有同意”；1948年“八一九大搜查之前，我拒绝‘一二·一’图书馆把书送到大图书馆”，甚至“把我一向自以拿稳了的反国民党的立场也抛弃了”。
也正是这一段推心置腹的坦白，引发了与会者更多的反感。有人当场质问：“连把闻一多先生的骨灰放到图书馆里这件事你都拒绝，你不是说他是你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吗？你这种丝毫没人性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有人痛斥潘：“你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