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超过500米高层建筑数量排名第一的国家。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的建筑，对新建250米以上的建筑，也有更多要求。
近几年，伴随着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的高层安全事故，关于高层住宅楼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就此话题，我们专访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在他看来，国内以香港经验为蓝本的高层住宅建设大潮曾经有利于应对住房刚需。但随着高层住宅技术寿命到期，住宅的维护和拆除将带来一系列问题，成本高昂。今天，以“高度”代表“先进”的时代已经过去，舒适安全、环境质量应当成为城市建筑更重要的考量。
记者｜李晓洁
实习记者｜魏昭阳
高层住宅：一种时代产物
三联生活周刊：想先在概念上厘清一点，目前国内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对高层建筑的定义？
尹稚：高层建筑的定义其实主要是跟着不同高度的防火规范走。一般意义上，如果用老百姓通俗的理解来讲，6层以下算多层，6\~12层，也就是大约36米以下，称为小高层，12到30层就进入高层了，30层以上基本就突破100米高度了，通常我们在定义上称为超高层。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不同的层级适用的安全规范、防火规范、结构规范是不一样的。比如超过了6层，有些建筑的结构方式就不许再用了，可能会带来抗震方面的不安全。超过了36米，等于是超过我们绝大部分城市火灾的扑救能力，消防云梯够不着了。这时无论从垂直疏散，还是楼内需要配的消防设备来说，又会上一个台阶。然后再往上走，进入到超高层，可能不仅仅有结构安全、防火安全的问题，还有疏散的便利性问题。比如你要配更多的电梯，你的核心筒（一种高层建筑结构，主要由电梯井道、楼梯、通风井、公共卫生间和一些设备间围护构成一个中央的核心筒）会越来越大，配的特殊交通的量也会越来越大，这样设计的楼才能用。超高层的各项要求会提升一大截，电梯费成倍涨，消防设施布点、消防防火分区的要求也会更多，成本会成倍增加，因此，一些高层住宅楼会卡着100米内高度建造。
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些过去建造的、配置不达标的办公楼，员工上下班时，上电梯是要排大队的，这就是没有完全按规范来，为了省钱，没配够电梯。
这些关于高层建筑的定义、要求对于也是本适用于高层住宅和非居住类建筑。但住宅楼因为有高密度人群，它的消防规范比一般的非居住类建筑要更严格。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里大家的印象中，住宅主要就是以高层建筑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的这种住宅形态的偏好是怎么来的呢？
尹稚：我国大规模建设高层住宅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土地有偿使用，住宅有偿出售以后。为什么出现这个局面？是因为我们当年的房地产的预售模式、快销模式、成本核算模式、楼面地价的计算模式基本上是从中国香港借鉴的。当时中国刚打开国门，最早进入大陆投资房地产的都是港资，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应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于是香港模式很容易被全盘接纳进入大陆的市场。
我们还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他们大规模用高层建筑来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我们国家的居住区和居住小区概念也是从前苏联继承下来的。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这么多高层？**主要是经济原因，我们盖不起。**改革开放前，多层住宅的造价，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地区大约几百块一平米。如果建到高层住宅，使用混凝土梁柱结构、全现浇结构、PC板式住宅（预制混凝土板楼），造价在当时就突破了每平米1000多块钱，不是所有项目都用得起。后来学习香港的楼盘预售制，说白了是拿未来买房者的钱在盖房子。有钱了，又可以通过建高层降低楼面地价，当然高层住宅就流行开了。
《三十而已》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这种高层住宅楼建设，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高峰期？它的流行是有什么力量推动的？
尹稚：高峰期的起点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因为我们在PC板式住宅（预制混凝土板楼）上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它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当年第一个案例可能是北京的塔院小区，后来有了大规模建设的方庄小区。十几万人的大规模居住区都是用的这种模式——造价低，施工简单，有一定的预制性，现场施工速度快，适合于大规模标准化、批量化建设。
第二是因为当年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中国现在人均居住面积突破了40平方米，这个指的是套内的住宅居住面积，但80年代，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米，那时候三代人挤一间卧室的情况相当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