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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阶级队伍的战斗开始了。清理的对象是如此划分的：你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怕是集体参加的）的，一定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你是留学回国的，一定是“美国特务”“英国特务”“日本特务”或“苏修特务”；你解放前参加过工人运动或学生运动一定是“工贼”或“内奸”，如果还坐过国民党的牢，一定是“叛徒”；你出身地主或资本家，一定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你是领导干部，一定是刘少奇修正主义黑线人物；你年轻，而他又看不惯你，那么你一定是“十七年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总而言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是，从人人过关到重点批判，从内查外调到引而不发，从突然袭击到疲劳轰炸。在这里，人的一切最基本的素质：仁性、爱心、尊严被践踏得荡然无存。在这里，一群猫将每一只老鼠玩弄于爪掌之中；在这里，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渐渐地一些细心的、事不关己的与会者（既不是声嘶力竭的斗争者也不是筋疲力尽的被斗者）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每次大小批判会黑豆都会悄悄溜进来，然后悄悄地趴在被批判者的脚下，下巴抵着泥地一双忧虑的眼睛盯着前方（它不明白好端端的一群人大老远来到这里为什么要互相“死掐”？）。
特别是在一些大型批斗会召开之前，当领导者在会上作“战前动员”，而被斗者则关在另一小屋里等候“批判”时，黑豆总是要在小屋里陪着他们。老话又说：狗眼看人低。善良的黑豆似乎是一个另类，它为何总是站在弱者一边？
冬夜，屋外雨夹雪，潮湿寒冷。屋里一场“阶级斗争”的白刃战如火如荼，防御的一方是R出版社昔日德高望重的老翻译家赵先生夫妇，进攻的一方则是一群“革命群众”。其中一位说：罪该万死的赵竟敢将伟大领袖的英文名“Chairman Mao”谐称为“切面包”。是可忍，孰不可忍？顿时会场群情激昂，纷纷怒喝：交代！交代！认罪！认罪！在那个年代，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是天字第一号现行反革命行为，是要杀头的。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
赵先生急忙申辩：“我们夫妇俩对国家无比热爱，对伟大领袖无比崇敬，放弃国外的优越的生活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做这种事？再说翻译工作是一件很严肃的工作，我一生严谨治学，决不会开这种玩笑！”
赵先生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辩解遭到更加激烈的抨击：“你这个帝国主义的走狗竟敢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还敢摆教师爷的反动架子。”其实赵先生此时的最佳防御方式应该是连声说：“本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记得笔者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同事就是在批判他的会上百般辩解，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而被“革命群众当场扭送公安机关。”冤枉蹲了十几天看守所。
批斗赵先生的浪声一波高过一波，赵先生这位“认死理、不拐弯”老知识分子宁折勿弯，回答就三个字：“没说过。”眼看会场的气氛就要达到“扭送”的临界点，批斗会的领导者暗想：“这里地处偏僻，离最近的县城公安局也有几十里地，我们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现在天寒地冻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哪个愿意受这个罪去‘扭送’？”于是他适时降温，宣布今天散会，明天继续。
赵先生夫妇俩年老体弱多病，又是两个高度近视眼。干校为了不增添其他人的麻烦，从一开始就安排他夫妇俩在离大部队不到百米远的瓜棚里居住，平时晚上开完会都有同事送他俩回瓜棚。可是在今天这个氛围下领导不发话谁敢自告奋勇地“丧失阶级立场”？
刺骨的寒风裹挟着湿冷的雨雪把门吹开，老夫妇俩拿着一把塑料伞、一个电筒互相搀扶着走了出去，很快，巨大的黑暗把他俩的身影吞噬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几天后赵先生对一位“同病相怜”的同事讲叙的。
出门后就听到黑豆“汪！汪！汪！”的叫声。于是他俩循着跑过来的黑豆时断时续的吠声，亦步亦趋地在那条泥泞的乡间小道上顶着寒冷的风雨蹒跚着。黑豆在他俩前面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徘徊，生怕两位老人随时遇到什么不测。碰到沟坎、上坡、下坡，它一面叫得格外急促。一面跑到两老跟前，用嘴衔着老人的裤角。终于他俩在黑豆的陪伴下摸着黑回到瓜棚。
这条小路也许是这对老夫妇人生中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条路。（笔者1970年代曾带学生参加过一次“拉练”，也是雨夹雪，也是泥泞的乡间小道。但那时笔者二十四岁，而且是白天走。完了后，笔者的体会是：苦不堪言。）赵先生夫妇噙着泪水、摸着黑豆的头说：“黑豆，谢谢你啊，快回去睡觉，路上小心啊。”
“汪！汪！汪！”黑豆摇了摇尾巴，随即消失在冬夜的黑暗里。
5
过年了，上级指示所有“五七干校”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过年。其成员一律不许回北京，当然有上山下乡的子女，其子女可以来干校与父母团聚过年。经过十几天筹备、改建、分配，几十间小房间拾掇干净。人们住了进去，等待着阔别一年的孩子们回来。
在这段日子里，最忙活、兴奋的当然是黑豆，它走东家、窜西家；这里看看、那里嗅嗅。在张三家，张三会对它说：黑豆，这是哥哥的床，他爱睡懒觉，你不许吵他。来到李四家，李四会对它说：黑豆，姐姐回来会带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你的。她可喜欢小动物哩。
这些日子，人们无论是开会、学习、吃饭，中心话题之一就是孩子回家过年。谈话中，有人提到：我们这里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离最近的班车停靠点还有二里地。孩子们下车后，两眼一摸黑，分不清东南西北，怎么找到家啊？这些时忙来忙去，竟把这个最关键的一环忽略了。
正当人们一筹莫展时，有人打趣地指着站在旁边的黑豆说：“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黑豆吧。”“它有这个能耐就好了。”大家一阵谑笑。遂决定第二天向领导反映，安排家长轮流去班车停靠点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