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间没有墙的堂屋,当年是我们的家
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发布后,各级革命委员会宣传攻势搞得很强大,他们从我们将要插队落户的农村请来了当地的公社干部,在各个学校巡回演讲。记忆中,公社干部把农村渲染得如诗如画,就像当时我们熟悉的一首歌曲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图景:“一座座山头挂白云,一层层梯田平展展,树木成荫接蓝天,渡船迎着朝霞开”。
有了这样的铺垫,再加上文革之前的一些电影,如像《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朝阳沟》《蚕花姑娘》等等留下的还算不错的农村印象,我们对即将去插队落户的苍溪农村谈不上向往,但也没有特别的抵触或反感。只是,对当社会主义新农民这回事,估计没有一个人内心是情愿的。
宣传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采用各种强硬的措施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各街道的居民委员会,把辖区的居民积极分子召集起来,挨家挨户做工作——成分好的动员;成分不好的威逼,目的就一个,让父母们尽快把自己的子女送下乡。
其实,当时除了军队和地方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平民百姓中敢于而且能够硬扛着不走的中学生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最终会被强行取消户口和粮食关系,这样,即使留在城里,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我和我哥哥同时作为重庆市北碚区第一批下乡的知青离开了家。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一辈子很少下厨的母亲(因为有食堂,学院的教职员家里都不自己做饭),用平时省出来的白糖和菜油做馅饼,说给我们带在路上做干粮。邻居的婆婆阿姨伯伯叔叔们都来探望,说一些祝福的话。话都是好听的话,话里话外却有几分凄凉。
我站在厨房门边,听母亲对邻居说,我们蒋蓉小的时候,一说起要上幼儿园了,就自己一个人对着墙壁坐在那里哭半天……厨房里没开灯,母亲是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灯光在做事。我没看见母亲是否有泪,但我哭了,转身进了房间,不想让母亲和邻居看见。
第二天早上天还漆黑,我和哥哥就起身了,各自背着硕大的铺盖卷出了门。母亲不能送我们,她是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洗出来的“阶级敌人”,正被以革命的名义集中批斗劳改,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也不能离开西师校园。我们打开房门的时候,黑暗中传来了母亲的声音,路上小心啊,到了以后尽快写信回来。母亲简单而平实的告别,饱含着浓浓的母爱以及她的担忧和关切。
出了家门,早春冰冷的寒气立即包围过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因为我们兄妹分别要去约与自己落一户的同学,走上大路我们就分手了。
我和哥哥分手后去了李晓群家。我和李晓群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中学都在一个班,属于“毛根”朋友,所以选择落一户,另外还有一个同学王远贵也和我们落一户,她是天府煤矿老矿工的女儿。
晓群的妈妈把我们送到学校。
校门左边的篮球场上停满了送知青的卡车。我们乘坐的那辆车是打前站的,没有和大队伍一起到街上去参加告别游行。发动机一响,学生们顿时泪飞倾盆,有家长送的连哭带喊,车上车下泪眼相望,悲凉哀伤笼罩着学校的操场。
之所以这样生离死别似的哀恸,是因为前程云遮雾罩。虽然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对最新指示有半个字的异议,但家长和中学生对当社会主义新农民这回事都没什么信心,私底下人们对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国家固定配额粮食的广阔天地能有多大的作为疑虑重重。
家长们的忧虑更加具体和长远:城市里生长的孩子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就算现在能给孩子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今后怎么办?孩子大了还有一系列的人生问题需要解决,又该怎么办……
快到合川的时候,很多同学还在哭泣,我不哭了,不是不想哭,而是比哭更难受的事情出现了,我开始呕吐。翻江倒海的呕吐之中只剩下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快点到达目的地。
从重庆市北碚区到苍溪县,汽车要走两天。碎石公路尘土飞扬,汽车每小时能开多少公里不知道,但第一天只能到达南充市。那时大学不招生,南充师范学院校园空着,正好用来安排知青食宿。
当天晚上,从学院的广播里得知了珍宝岛事件,很多知青尤其是男知青心里都在暗暗期盼事件扩大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那样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不下乡了,就算去当兵保卫祖国牺牲了,也比到农村当农民强。
可是第二天,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运载我们的卡车一大早就继续向目的地出发了。浩浩荡荡的车队到达苍溪县城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钟,上千名中学生一到,只有一条街道的小小县城顿时显得满世界都是知青。
从南充到苍溪的路上,知青们已经不安分了,途中休息的时候,有男知青到路边抓别人的鸡,还发生了打群架的事件。文化大革命把原有的秩序全破坏了,刚刚脱离武斗战场的学生们,性情都有些像TNT,一碰就炸,不但不听招呼,还带着大城市人的傲慢和武斗中炼成的蛮横,完全没把沿途小县小镇放在眼里。
到达苍溪后,一些男知青又在县城里寻衅闹事,去商店里买东西或在饭馆里吃饭不付钱,下山土匪一样大摇大摆一走了之。被欺负的当地人敢怒不敢言,恨得咬牙切齿。
因为有了在路上和县城集体闹事的情况,苍溪县革委会上上下下都被惊动了。各学校带队的“军宣”和“工宣”队领导以及老师被召到县革委,当晚我们就再也没见到他们,直到第二天我们分别出发去各自所在的区、公社时,他们才又出现在我们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