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千多人全部被安置在地处县城边缘的粮站里，有几个很大的空粮仓，地上铺了稻草供我们睡觉，跟串联时各地接待红卫兵的方式差不多。晚上在县城一个篮球场吃饭，没有桌子，饭菜都摆在地上，八个人蹲在地上围一圈就吃了。
县革委招待我们还是相当的热情，有那个年代不容易吃到的大盆红烧肉。但吃饭的过程中不知为什么，有知青高高地举起饭碗，“嘭”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这样的响动立即激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知青们纷纷举起饭碗向下一挥，之后，篮球场上撒满了饭菜和土瓷碗的碎片，一片狼藉。
晚饭后，待所有人都回到了粮站内，县武装部的士兵全体出动将粮站包围起来了，不让闲杂人等靠近。外边正对粮站大铁栅门的地方，架了两挺机枪，还有雪亮的探照灯把大门内外照得如同白昼。事实上是我们被关押在粮站里，再也出不去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多男知青摆出了武斗时的架势，火爆爆地喊着嚷着要往外冲，一些人钻进送我们下乡的卡车驾驶室，把高音喇叭按得震天响。理智一点的就跑到大门口，隔着紧闭的铁栅门要和士兵们讲理。
我们去看的时候，大门附近挤满了人，学生们面对着门外荷枪实弹的县中队士兵们高声齐唱：“我们的解放军好、解放军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举得高……”
学生们试图用拥军的歌声感动士兵，唤回武斗期间那种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情谊。可是解放军战士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雕塑一般冷若冰霜地矗立在铁栅门外，对学生们的深情呼唤毫无反应。
好在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头脑还算清醒，没有强行翻墙爬门和士兵发生冲突，避免了流血事件发生。很久以后才听知情人士说，那天晚上县武装部得到了南充地区军分区的指示，如果学生们真的敢往外冲，他们可以向学生身体非要害部位开枪，并抓捕带头的人，囚车都准备好了，停在粮站外面等着。
我们在粮站大门口看了一阵，铁栅门内外是冰火两重天，情绪激动的知青闹了一阵，没有对手，也就慢慢熄火了，大家陆续返回粮仓准备睡觉。
这时，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在知青中迅速传播。粮站里来了一个医生（我们并没见到医生本人，听说后来被抓了），不知他为什么进来和怎么进来的（大门已被封锁），他在知青中散布说，苍溪县有很多麻风病人，山川区新观公社还有一个收容病人的麻风村。
消息在知青中的传播速度堪比时下网络，我、晓群、王远贵是分配在山川区新观公社插队落户的。早在下乡动员阶段，北碚区的中学生们就风闻苍溪有麻风病，大家都装了一肚子的畏惧。医生散布的消息把学校里的传说落到了实处，更是落到了我们眼前和即将开始的现实生活中。
对这个消息的快速反应就是我们的号啕大哭。昏天黑地地哭了一阵，被恐惧罩得密密实实的脑子慢慢有了一些缝隙可以用来思考问题了，我们开始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如今大家都不再是有家长庇护的娃娃了，光哭是没有用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于是，我们找到分配在五龙区浙水公社落户的同班同学陈晓敏等，商量之后，几个女孩一致做出坚决要求改去浙水公社插队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封锁我们住地的士兵撤了，各校的知青也分头上车准备踏上最后一段路程，到各人落户的区、公社或者生产队——如果生产队刚好靠近公路的话。这时，我们三个女生坐在粮站的路边哭，死活不上我们应该上的那辆车。
汽车已经发动了，司机按喇叭催促大家上车归位，但我们几个坐在地上坚决耍赖，打死也不上车，几个学校上千人的队伍因为我们三个而滞留在粮站里。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师傅很着急，他们好说歹劝，把嘴皮都快磨破了。我们简简单单地一口咬定，不去，要么给我们换公社；要么让我们自己买车票回北碚。
放我们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军宣队工宣队领导、老师和接知青的公社干商量了一阵，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把我们换到五龙区的浙水公社。我们含着泪花带着胜利的喜悦爬上另外几个同学乘坐的那辆卡车，风波终于平息下来。
其实，我们那时的行为是非常幼稚的，或许正因为单纯幼稚，才能不管不顾地采用这样偏执极端的方式；才能如此患难与共毫不动摇；才能把彼此牢牢地绑在一起，绑成了一把折不断的箭，最终达到了目的。
我们在县城大闹粮站后，苍溪有关方面把我们调换到浙水公社新民五队，另外三个同班女同学陈晓敏等分在相邻的新民六队，还有三个男同学分在新民三队。
浙水公社不通公路，我们公社的知青都在离浙水公社二十多里地的柏桠公社下车，吃了饭，然后坐在一个戏台上等候生产队的人来接。天下着雨，是那种霏霏细雨，落在人身上没什么感觉，却把远山近景都罩在了朦朦胧胧的雾气当中。
天色渐渐暗下来，那条从山里伸出来的小路泛着白光，像是泼了一层油。各个生产队的来人陆陆续续领走了自己的知青，至此，孤独地陷入陌生境地的感觉才真正涌了出来。
六队的三个同学被先接走。我们是在县里临时改换地方的，所以生产队派人来接我们时天已经擦黑了。从来没走过这样的路，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鲁迅说一句话，大意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们脚下的羊肠小道，应该就是这样一条被走路的人踩出来的路。
农民们背着我们的行李在前面走得风快，我们却两步一滑三步一摔，晓群一路抽抽搭搭地哭，我则不停地问还有多远。农民总是回答快了，快了，一直“快了”两三个小时，才到了生产队。
放下行李，我们根本没关心自己的住处在哪里，就直奔新民六队。六队几个同学被安置在叫做“黑塘沟”的大院子里，离我们很近，走得快一点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刚到那天，她们的住房还没有装门，黑黢黢的屋子里只有两张床，一个当地装粮食的方形大柜子。柜子上放着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昏暗的火苗在灯芯上不知疲倦地摇晃。
屋子里挤满了围观的男女老少。大队书记也来了，他叫人去给我们煮饭，还很贴心地问，你们一个人一斤米的饭够不够吃啊。听了书记的话我们着实吓了一跳，跟着又乐，回复书记，我们一天也吃不了这么多的饭呢。
书记接着给我们打预防针，告知，我们这里缺柴烧。这是一个我们在城市里从未听闻更无具体感受的问题，书记刚刚和我们见面就坦诚相告，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缺柴烧和缺粮吃应该是处在同一个序列上的，生米煮不成熟饭，还是个没饭吃的问题啊。
我开始担忧，询问书记那怎么办呢。书记并不直接告知具体办法，而是打太极，他说“打主意呗”。当地口音和重庆口音差别比较大，我就听错了，听成了“烧猪油呗”。这比听说缺柴火更让人吃惊，我万般不解，反问，“烧猪油啊？”引得满屋子围观的农民爆出一阵哄笑。
农民们渐渐散了，黑洞洞的屋子因为没有门，变得诡异可怕。六个女孩面面相觑，农民给我们煮的饭吃没吃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没什么心情，话都懒得多说，沉默了好一会，陈晓敏她们三个和晓群都说要回家去。我不能说要回家。虽然眼前的农村和在家时想象的农村有天壤之别，但我清楚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跑回去也没有什么出路。
在苍溪县城时是害怕麻风病，现在换了地方，没有麻风病了（后来知道，我们公社依然有一个麻风病，不过住在二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大队），再闹要回去也没什么理由。王远贵说她也不走。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第二天先送她们几个走了，我俩再回生产队。
当晚，我们六个没敢躺下睡觉，背包也没打开，挤在一张床上坐着，你靠我我靠你，迷迷糊糊居然也睡着了，第二天手脚麻木得好一会儿不能动弹。
清晨，天刚蒙蒙亮，农民们都还没起床，我们就背起行李，在对苍溪县行政区域分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凭记忆循着来路往柏桠公社方向走。谁也没有考虑到了柏桠又怎么办，那里只是一个公社所在地，根本没有固定的交通车，也没有设置车站。
刚刚下乡的我们也还算未成年人，离开了父母无依无靠，像我们这样出走，万一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可能根本无人知晓，也不会有谁来关心寻找，我们好像成了一个被放逐的自生自灭的群体，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会对我们的安全负责。
而无知无畏的我们只能顾及眼前，耸立在我们面前的山那么高，必须不顾一切爬上去，因为我们是从山顶下来的。前一天农民们背行李，我们打空手，走的是下坡路；这一天我们差不多两餐没吃东西，饿着肚子，自己背着沉重的行李往山上爬。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好不容易挣扎到山顶，还没走出大队，在新民三队的地盘上就实在走不动了，也不知该往什么地方走，一行人坐在行李卷上，愣着。
这时，几个落户红旗大队的高中生，被农民接往他们的生产队，正好从新民三队路过。他们虽然还叫不出我们几个的名字，却在得知我们这是背着行李要往家里跑时，摆出了大哥哥的姿态，教育道，你们傻的，你们以为这样就回得去啊？就算你们跑回去了，户口粮食关系啥都没有，你们怎么办？又不是只有你们几个在这里，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嘛。走走走，我们送你们回生产队去。说完，又热心地和接他们的农民一起，帮忙拿起行李，一直把我们送回新民五队和六队，才往自己的生产队去了。
从那天起，我们正式开始了插队落户当农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