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进口中国最赚钱的货可就是鸦片，既然不能随便查扣，洋人这些货里有没有夹带这些鸦片就不好说了。如此一来，鸦片就更大规模地蔓延开来。此时的林则徐对鸦片的态度和过去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了，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47年，林则徐跟友人的书信往来中谈到鸦片问题，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而他的理由也很直白，既然横竖都禁不掉，不如鼓励百姓扩大种植罂粟规模，把洋人的鸦片挤兑走，这样白银就不外流，百姓也能有收入提高，可谓是一举多得。只不过，这时候的民间种植生产的鸦片比过去已经多了不少，但还没办法跟洋人的进口鸦片抗衡。
◇图为太平天国主要活动范围
等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占据南京截断漕运，朝廷收入锐减。为了镇压太平军朝廷还得开大量军饷，这一来一回弄的是财政捉襟见肘，趋于崩溃。这时候任何能收上税的东西都是好的。当时朝廷的八旗绿营已经全废了，战斗力还不如土匪。眼瞅着江山要被洪秀全掀翻，无奈之下，朝廷只能让地方上的官员自己想办法搞团练武装。而这当中花的钱，就得靠地方自筹。
如此一来，想不从鸦片上征税都难。比如办湘军的曾国藩就在奏折里说了，“烟虽害民，而禁无济，若征厘以济师用，可权宜行之。”我也知道鸦片不好，但朝廷禁了这么多年也没啥效果，那还不如对鸦片征税，以此作为当下的权宜之计。曾国藩也很清楚这么做不是长久之计，奏折最后还特地加了个补充，说“此法万不可久行”。但眼下火烧眉毛，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而大清朝廷只能依仗曾国藩和他的军队，也就默许了这个建议。
◇图为曾国藩
于是，曾国藩立刻行动起来，湖南江西地方每斤鸦片收一到二钱白银，另设“烟馆牌照费”：那意思就是谁要开大烟馆，谁就交钱领营业执照。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在奏折里说，湖南的鸦片税金，也就是烟厘，每年至少有二十万两白银，都拿来给湘军做军饷了。后世一些历史学者们通过整理文献和数据，得出结论当年湘军军饷有三分之一都是靠鸦片税。也就是说，要没有这鸦片税，说不定这太平天国还能多挺几年。
当然，有了曾国藩为榜样，其他的地方大员也是有样学样。比如李鸿章就青出于蓝，李大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鸦片财政制度。根据《李鸿章全集·奏稿》《江南通志》、以及海关档案记载，当时的进口鸦片要经过江南、上海这些地方，这可都是李大人淮军的地盘。进口货都是按“箱”计税；每箱鸦片六十公斤左右，税就占了三十到五十两；地方上的分销商在卖的时候，还要缴每斤一至二钱的“烟捐”。这么几种措施搞下去，鸦片在李鸿章这里就成了摇钱树。有人算过江南鸦片贸易的帐，光上海的“烟厘”收入就超白银三百万两。这里面相当一部分被李鸿章留下当淮军军饷。李大人还嫌不够，在江南设立“烟票局”，发放带印票据。每张烟票代表合法缴税的鸦片若干斤。烟票可转卖、流通，甚至被人当短期货币用。
◇图为李鸿章
朝廷的封疆大吏这么干，就相当于把鸦片财政从临时的灰色收入，变成了准正式财政金融体系。其他地方大员也纷纷效仿，比如左宗棠西征的时候，除了向洋人借款，还每年收数十万两的烟厘银养活军队，再比如广东的丁日昌把这烟厘银用在了海防建设上。
同样在咸同年间，大清的鸦片业也完成了从进口到自产的转型。19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云南这地方气候土壤很适合种罂粟，一批罂粟种子就通过孟加拉和仰光进入滇西的腾冲大理，所以云南也就有了一批罂粟种植户。当时，还有英国商人在离云南不远的缅甸边境开“洋烟作坊”，不仅教当地人种罂粟，还教他们怎么制作鸦片。对云贵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来说，能耕种的土地有限，粮食产量很低，普通老百姓平时就在死亡线上挣扎。往后大清为了镇压长毛不断加税，要是光种粮食老百姓就得活活饿死，而种一亩罂粟的收入相当于三亩粮食。要是你还会加工手艺，把做出来的鸦片卖出去，这比米粮赚的多多了。于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当地老百姓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这罂粟就种遍了全国，北到蒙古，山西，西到甘肃，南到福建广东。大量土地被拿来种罂粟，像云贵川地区，这种罂粟甚至成了一些农民的主业。
◇图为1866-1894年，中国罂粟产量及耕种面积的估计
当然，相比于进口鸦片，云贵的土烟价格便宜，有着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根据当时记载，印度烟，也就是进口鸦片，每斤大概五钱银子，而云贵地区的土烟每斤最多两三钱银子。前面讲了，刚开始这土烟的质量不能和进口的比，杂质多，气味冲，但架不住底层平民买不起印度进口烟。于是，土烟就有了刚需，产量也就源源不断地增加。而且当地人很有上进心，想方设法学习从印度那里先进的鸦片技术，这么一来，云贵的土烟质量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