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光绪初年，滇黔土烟的品质已经接近了印度产品，广州汉口这些大城市的瘾君子已经都能接受国产鸦片，它的价格还是一如既往的便宜，那么如此物优价廉的产品不把外国鸦片挤出去简直没有天理了。
◇图为1905-1906年，中国各地区鸦片产量
1869年，英国人就写报告说：“本地鸦片正迅速取代印度鸦片通行西部各省”。当时，英国人甚至想用降价促销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但算下来，成本太高，没啥利润，最后只好放弃。19世纪六十年代初，印度输入到大清的鸦片量在四万箱，几乎垄断国内的鸦片市场，到了1890年，就降到了一万五千箱。到了1900年，就只剩五千箱，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仅用三十多年，大清的自产鸦片就已经把外国鸦片挤走了。当时的很多富户发家的第一桶金都是靠种罂粟搞鸦片赚来的，比如陈忠实有本《白鹿原》的小说，书里的主人公白嘉轩，就是靠种罂粟发的家。
当然了，国产鸦片蒸蒸日上的同时，大清也彻底沦为了鸦片的国度。因为，从1894年开始往后不到十年，大清先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又在庚子国变中得罪了几乎所有列强，要背负巨额赔款，加上往后大清要修铁路练新军，这都需要比过去更多的银子。这时候的大清财政要是离了鸦片，就得立马崩溃。比如云南每年鸦片税收约三百万两，占了全省财政百分之四十；四川大约五百万两；贵州虽贫，但烟税仍占总收入一半。地方上靠鸦片续命，朝廷也没好到哪里去。
◇图为1879-1906年，鸦片生产及消费（单位：关担）
1880年代，大清又到了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一方面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一艘艘服役，那都是要真金白银砸进去的，另一方面北方旱灾，黄河决口，救灾要的银子简直是无底洞。这时候，朝廷能指望的就只有鸦片了。188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折里说，“岁征烟厘银三十余万两，留作北洋船政之用。”这是把直隶的鸦片税直接扣留养海军了。1890年的天津海关年报也说，天津烟税是海军经费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朝廷每年还要给北洋水师很多补贴，这些补贴相当一部分来自各省鸦片税。当时北洋水师每年的开销，包括买船造船训练和军饷，在四百万两左右，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来自鸦片税或烟捐转汇。换句话说，北洋水师的军舰中有一部分就是拿“鸦片钱造的”。
而救灾的钱更是指望鸦片。光绪十年黄河发大水，急需赈灾，可是国库存银只有三十万两，无论如何都不够，那么大清从地方到中央，又一次把眼光放在了鸦片之上。当时的河南巡抚张树声上奏“可暂征烟厘以赈灾”，意思很简单，别人能收的河南也要收，皇帝一看，准了。于是河南、山东两省临时征收“烟厘银”，每斤鸦片加税一钱。据《筹赈档》记载，这项特别烟税一年征得银约一百二十万两，几乎占全部治河费用的三分之一。那么大灾之后黄河河堤重建也得日常维护，光维护一年就得六十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烟捐。到了1905年的时候，大清朝廷总收入是八千万两银子，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收入两千万两居于首位，而各种鸦片税收则是一千万两，稳居第二。这么看如果没有鸦片的税收，大清当时所谓的同光中兴也好，洋务运动也罢，甚至最基本的赈灾都无法完成。可以说，大清王朝就全靠鸦片给续命了。
◇图为在罂粟田中忙碌的农民
当然，大清的鸦片不仅自产自吸，还冲出了国门走向世界。1879年，英国驻缅甸领事就报告，云南过来的鸦片虽然质量不行但便宜，深受当地穷人的喜爱。到后来，随着滇越铁路通车，大清鸦片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20世纪初的时候，大清一年产出鸦片三万吨，其中有四千到五千吨出口。光看出口这数就已经是当年英国往大清输入鸦片最多时候的两倍了。可以说，当时的大清已经是世界第一，遥遥领先的鸦片出口国。
◇图为晚清时期，一对吸食鸦片的男女
作为全球鸦片业的老大哥，又是人口大国，当时大清全国大概两千万人抽大烟，差不多每三四个成年男子就有一人吸。衙门里，码头上，兵营里到处是烟雾缭绕的景象，甚至大清装备最先进的各镇新军中，鸦片也是屡禁不止。不过，当时上层官僚觉得鸦片挺好。不仅能给身体带来愉悦，给朝廷带来税收，有些人认为这东西能让贫苦百姓劳累一天后安然入睡，缓解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化解社会矛盾。在文人这儿，不少人认为吸鸦片是雅事，他们把“烟榻”“烟枪”“烟灯”当作艺术陈设，称之为“香烟闲情”“紫烟小集”“烟中趣”。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也知道鸦片上瘾的后果，民间流传大量俗语，比如“烟钱吃尽家中银”，“烟不离口，命不离鬼。”等等，但是一般人也就把它当作个人命运的问题，谁要是染上鸦片，那只能说是活该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