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宣统元年的土药执照
而真正从国民性的角度对鸦片全盘否定的，还是甲午战争以后兴起的一群新式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1899年，梁启超就在《论中国积弱由何而来》中说，“烟毒者，亡国之根，坏种之源。”严复则是从政治体制和国民性的角度说起，所谓“民智不启，烟瘴满国，谈自由者犹梦中耳。”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将鸦片与国民性、民族存亡、现代化障碍联系起来，当然这些人在当时本身就是所谓的“乱臣贼子”，所以他们的话在当时远远称不上是“振聋发聩”。
◇图为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在他担任首相时期，英国成立“皇家鸦片委员会”
真让大清对鸦片态度转变的，反而是英国政府和美国传教士。按理说鸦片最早就是洋人给弄过来的，他们凭啥对大清的鸦片指手画脚？说起来，原因也很好理解。洋人也不是铁板一块。19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鸦片运动，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之下，英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道德觉醒期，主张社会改革的活动家和宗教人士主张“清洁的帝国”，“人道的统治”。议会内部也出现了“自由主义良心派”。当时，就有不少人在报纸上和议会里大声疾呼，“咱们一方面宣称文明与基督之国，另一方面靠毒品维持殖民财政。”这些人按照现在很多人的标准应该是妥妥的英奸，但是这群“英奸”确实推动议会立法。
到了1893年，英国议会成立了“皇家鸦片委员会”专门调查鸦片问题，这意味着英国的道德立场第一次在外交上让步。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同情中国，更不意味着没有算经济账。但英国人这么干，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完成大英帝国的自我净化。
跟英国这些人比，美国传教士对禁止鸦片是更加坚决，这些人本来就是清教徒出身，根儿上就反对过度纵欲享乐，像鸦片这样掏空身体的东西当然应该坚决废止。而当时的美国又是世界各强国中的后起之秀，这些高举的道德大旗的传教士们，就成了美国发出声音占领国际舆论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传教士的声音也在很大程度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
◇图为晚清在罂粟田中忙碌的农民
当时英美两国有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建医院，收治病人，能获得第一手鸦片泛滥的情况资料。这些人认为，如果再任凭鸦片这么祸祸下去，那这片土地就跟自己倡导的道德观格格不入。而且，大清出口的鸦片迟早有一天要把世界都给祸祸了。可以说，大清的鸦片已经成了世界丑闻。所以，在英国改良派和美国传教士的呼吁下，英美两国政府对清政府施压，希望禁绝鸦片。甚至许诺说，如果大清照做，那《辛丑条约》的赔款可以酌情减免。
这对清廷来说诱惑是相当大，1906年，慈禧老佛爷颁布了《十年禁烟诏》，并设“各省禁烟总局”，要求分阶段禁止鸦片，在十年内彻底禁绝。当然，大清自有国情在此，想要十年禁绝鸦片还是太乐观。但在世界上，朝廷可是公开拍胸脯保证了，况且还有洋人监督，大清对过去束手无策的鸦片忽然就有了办法。
◇图为1909年，在上海汇中饭店举行的“万国禁烟会”代表合影
1908年，大清海关司长，英国人赫德就说，两年间罂粟种植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不过，英美两国觉得进度还是太慢，打算和清政府联手铲除鸦片。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等国和清政府在上海开会，讨论国际禁绝鸦片的问题，这也是世界各国合作禁毒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各种章程和结论，也被视为国际禁毒合作的开端。
只不过，到了这时候，大清已经积重难返，禁鸦片的大业还没弄完，就完蛋了。之后，中国军阀混战，各个大帅都要钱养军队，怎么办？鸦片这个来钱快的东西就又死灰复燃了。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很多人提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总会想到一个词叫“东亚病夫”，这样的“病”，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鸦片之病。
◇图为阎锡山《为禁毒禁烟事告谕人民文，告民众书》
说起来，鸦片的病最早的确是洋人带进来的，但却是大清自己给弄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大清灭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鸦片遗毒还在影响国人的心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今天看大清和鸦片的孽缘，会觉得特别讽刺。大清自己被洋人的鸦片害得不轻，后来主动拥抱鸦片之后在短短几十年做到了遥遥领先，最后得让洋人出来收拾残局。这一切的历史站在当局者的角度，有太多的不得已，往根上说，在他们的算盘里，有江山、有银子，就是没有百姓的命。这样的朝廷面对鸦片能做什么决策，也就不难想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