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乾隆不这样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扩展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广州这个地方，保有一个帝国与夷人之间的窗口，既以此彰显天朝对恭顺熟番的关照和恩赐，也方便宫中进购自鸣钟、八音鼓之类的西洋新玩艺儿。
果然，宁波的关税很快就比广州高出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辉北上。这个说得一口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因缘际会地成了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
洪任辉到达天津后，通过向官员行贿，将一纸诉状送达乾隆御前。状纸中，洪任辉指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官员敲诈勒索，作为洋商代理机构的洋行故意拖欠货款，希望天朝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
乾隆看完状纸，龙颜大怒——皇上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定的官员们假公济私，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况且，这个夷人对天朝恩赐的贸易机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有辱天朝体面。
独裁者的愤怒后果很严重：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在大牢里蹲了3年，那个胆敢给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刘怀，被斩首示众。在乾隆亲自给洪任辉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是：擅自学习汉语。
学习汉语竟然是一种罪行，在今天各个国家都努力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字，以期增进了解的背景下，简直匪夷所思。后来，当斯当东一行前往中国，他们物色到了两个在意大利学习的中国神父，并聘两人为翻译。但当使团抵达中国后，其中一个神父即胆怯退出——他一定知道刘怀的前车之覆。另一个神父之所以敢留下来，仅仅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
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完全不可理解，但当时朝廷的理由却理直气壮：夷人一旦会说汉语或国人一旦会说夷语，他们就有可能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多年以来，却少有人质疑其荒诞与不经——40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不是也有许多会说外语的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洪任辉气若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状，不仅没能解决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贡贸易体制下清朝官员对洋商的巧取豪夺，反而因激怒了乾隆而被监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规定广州为向洋商开放的惟一口岸。
从此，广州就成为帝国这间铁屋上硕果仅存的一个巴掌大的窗口，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时期，才有更多的窗口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次第洞开。
作为对洪任辉擅自告状和居然懂得汉语的惩罚，朝廷在确定一口通商国策的同时，还对洋商作了诸多被西方人认为令人发指的规定。比如在广州的洋商，过年必须撤到澳门，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来；洋商的女性眷属，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在广州的洋商，其起居行动，仅限于划定的十三行区域；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也成为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教科书曾经一再教育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乃是中国自命天朝上国前提下对西方的种种苛求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不平等。
3、
2009年11月，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枚玉质的印章拍出了315万英磅的天价。这枚印章的主人正是统治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乾隆，印章制作于他80岁生日前夕。200多年前，马戛尔尼率领那支人数达700多的使团前往中国，公开的理由就是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乾隆补祝80大寿。
晚年的乾隆是一个喜欢热闹的虚荣老人，他不仅自命十全武功，也是世界上创作诗歌最多的人——他一生的诗作近4万首，比《全唐诗》数目还多。对追慕虚荣的君王来讲，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夷，竟然也历尽艰辛前来为自己祝寿，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证明自己的德政泽被天下的吗？
万国来朝向来就是中国帝王们最好的一口，乾隆在这方面尤其有瘾。当英国方面通过商人向清朝传递出将派使团前往北京的信息时，乾隆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吩咐使团经停沿线的官员们一定好生接待。
乾隆和他手下的官员们自然无法也无暇去知道，祝寿只是一个幌子，洋人的真实面目掩藏在天朝自我制造的所谓英夷入贡的烟雾之后。
马戛尔尼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建立中英双边的高层直接对话。直接对话则是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方面一厢情愿地希望，能通过马戛尔尼的这次出使，说服天朝同意在沿海划定一两块土地，供他们作商业基地；同时，清除广州一口通商的种种弊端；双方互派全权大使，处理两国之间的诸种事宜。
英国朝野对马戛尔尼这位老牌政治家的出使充满期待，虽然关于中国官员敲诈勒索的各种传说时有耳闻，但更多的英国人依然相信，古老的东方，将会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地球上惟一的日不落帝国。
为了向中国皇帝示好，也是为了显示大英帝国是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伟大国家，马戛尔尼使团为乾隆备下了一份丰厚的、最能展示当时科技水平的礼品，这些礼品包括：天像仪、地球仪、天文钟、望远镜、机械工具、玻璃制品、测量仪，最新式的火炮和英国最凶猛的战舰的模型，以及精美的四轮马车。
这次由西方到东方的旅行漫长而充满风险。托马斯·斯当东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能成为使团正式成员，在于他的父亲乔治博士是马戛尔尼的副手。这样，斯当东就以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的身份赶上了这东方与西方的第一次对话。
1792年9月26日，使团的三艘舰船驶出了英国朴次茅斯港，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见到乾隆时，距马戛尔尼一行离开家乡，差不多快一年了。这一年的旅途中，斯当东最大的乐趣，就是向神父学习汉语。一年的学习，他已熟练地掌握了汉语——不仅是对话，还包括用毛笔书写。
正是这次长途跋涉中的意外收获，确定了斯当东以后的人生方向：他的一生，都将和中国打交道。他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学家，同时也将成为第一位把大清法律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
4、
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快就嗅到了马戛尔尼与以往那些来自安南、朝鲜、缅甸、琉球等国使者们迥然不同的气息。这气息令他极度不爽：马戛尔尼居然荒唐地拒绝向天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从一开始，马戛尔尼就知道他将面对一个有着古怪思维的国度，他有思想准备，并打算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比如，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在他坐的船上张挂起写有“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他假装没看懂。
但是，一旦清朝官员从暗示到直接地说出必须向乾隆行大礼的要求，他认为这是事关国家尊严的事情，便坚决地予以拒绝。马戛尔尼的拒绝，乾隆当然不快，他随即发布诏书称：“各种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
乾隆的诏书没有撒谎，在东亚地缘政治圈内，中国作为惟一的大国，它的皇帝向来被视为天下共主，理应受到其它国家使臣乃至国王的膜拜。然而，乾隆不可能明白的是，他现在面对的不是那些必须依附于天朝才能生存的蕞尔小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生机勃勃的伟大国家。
不过，马戛尔尼不是来给乾隆抬杠的，他得给双方台阶下，而不是大家还没见面就闹僵。为此，他提出：他可以像清朝官员提出的那样，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作为对等，清朝也应派一个和他品级相同的官员，向英王的画像行大礼。
这一建议令乾隆更加不爽：这岂不等于承认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居然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朝皇帝平起平坐吗？但乾隆很快将他的不爽压制在心，他可能也怕在礼仪问题上过于胶着，双方会闹得不可收拾，于天朝脸面和他本人追求的远夷输诚的盛世景象有损。
为此，乾隆显得很开明地同意了马戛尔尼可以像对他的国王那样单腿下跪，但那种吻君主之手的英国礼仪还是免谈。
礼仪问题表面上化解了，但内在的阴影却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浓重。双方还没见面，乾隆已对这个不守东方礼仪的夷狄之国另眼相看了。他原本着意营造的万国来朝的欢乐，已然大打折扣。余下的事情，就是简单地见个面，打发这些不识好歹的英国人滚蛋得了。
大礼之争令乾隆满肚子不快，但更令他不快的则是乔治三世通过马戛尔尼送来的那封信。尽管翻译已经尽量把它翻得平和一些，低调一些，可在乾隆和他的臣子们眼中，这封信仍然离经叛道。
在这封今人看来也许充满了英国绅士礼仪——哪怕这礼仪有几分虚伪——的信中，乔治三世称乾隆为兄弟，“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
乾隆愤怒的是，乔治三世竟称他为兄弟——按中国人的观念，君主如同天上的太阳，天无二日，君主是惟一的。乔治三世虽是英国国王，但也只是抚有四海的天朝皇帝的化外之民。他竟把自己和天朝皇帝相提并论，这不是僭越与狂悖吗？要不是看在英国远在万里之外，也还知道向天朝“输诚纳贡”，乾隆早就大发雷霆了。
5、
一个粗鄙而又自以为是的穷人，在他有钱的邻居面前，为了显示自尊与富足，最可能的做派就是对邻居家里价格昂贵的稀罕物故意视而不见，要不就是阿Q先生那句口头禅：从前，我可是比你们阔多了。
当马戛尔尼使团把精心挑选的礼品万里迢迢运到中国时，他们以为中国会对这些最新科研成果表现出好奇和喜爱，进而对他们的国家产生好感。但英国人确实搞不懂这个古怪的民族：清朝君臣的反应，出人意料地淡定。
马戛尔尼邀请接待他们的清朝官员观看他带来的八门小型铜质野战炮表演，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每分钟能发射七枚炮弹，这对还大量使用弓箭和鸟枪的清军来说，无疑就是把原子弹穿越时空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
但是，清朝官员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炮在中国根本算不了什么新东西。已经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马戛尔尼当然不相信这位高级官员的谎言，他开始懂得，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虽然这种落后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那么不容置疑。
当英国工匠们把地球仪从箱子里摆放出来时，围观的清朝官员在一番观看后大为不满：他们一致认为，这些可恶的夷人故意把天朝的面积缩小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天朝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领土，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是也。只有像英吉利、西班牙之类的弹丸小国，才在天朝的阳光雨露之外艰难度日。
马戛尔尼对自己的礼品抱有信心，并用西方人的固执，企图向清朝官员详细讲解礼品的原理与性能，但这一举动遭到了乾隆为首的清朝君臣的严厉批评。乾隆说：“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在使团人员为乾隆展示透镜时，乾隆轻蔑而粗暴地断言：这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马戛尔尼在乘坐了由清朝提供的没有减震的两轮马车后，深信英国出产的有减震的四轮马车一定会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此，他特意把自己的那辆漂亮的四轮马车送给乾隆。
但是，围观的官员们一致认为，车夫的座位在前面，位置比车厢还高，注定这个座位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乘坐。至于后面的车厢，则是皇后或皇妃才有一席之地。——马戛尔尼的马车出口梦就此泡汤。
后人把东西方的第一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称为是聋子与聋子的对话，可谓神来之笔。更进一步讲，随着马戛尔尼一行进入中国时间的迁延，这两个国家都有理由把对方看作精神病患者——在此之前，中国人眼里的英国虽是边远蛮夷，但由于久沐天朝教化，起码也算懂规矩的熟番；而在英国人眼里，中国则是一个盛产丝绸、茶叶和文质彬彬的儒教的礼仪之邦。
因而可以说，聋子与聋子的对话，比不对话还糟糕。不对话，双方还可能对对方抱有幻想和好感，一旦对话，却都发现了对方的不是。套用现代话来说，中英的这次见面，就好比两个在网上聊得还算投机的网友，兴致勃勃见面的结果，就是铁律一般的见光死。
6、
儿童斯当东的首次中国之行，获得的最直接的礼物就是乾隆赐给他的那只荷包。而对他毕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是他沿途所见所闻的大清帝国——那是一个在他心中迅速坍塌的天朝上国。了解越深，坍塌的速度就越快。
乾隆固执地深信，他所统治的这个东方大国，乃是举世无双的天朝，而且经由他本人缔造了前无古人的盛世。他多次给负责接待英使的大臣下旨，要求他们在英使面前，尽量展现天朝的强盛。
然而，正是这种刻意的展现反而自暴其丑：斯当东一行进入北京时，他们惊奇地看到，这座古老的城池虽然城墙高大，但城墙上没有配备火炮，只有一些用于放箭的箭孔。城门上有一座箭楼，每层之间有一些专门供插枪筒用的射孔。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射孔根本不存在——那只是用笔画在箭楼上的图形。斯当东的父亲讽刺说：“就像有时人们在商船两侧画的舷窗一样。”
一个自命天朝的大国的首都，其防务居然采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不但说明了它骨子里武备的松弛，也说明文章与形式上的光鲜好看，已成为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变态追求。
当西方国家大量采用热兵器时，清军的主要装备依然是冷兵器。马戛尔尼回忆说，“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早就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
在镇江，当地军队受命向一无所获的英使展示其威武，但马戛尔尼一行却看到，这些兵士手里拿的几乎全是矛、剑和弓之类的冷兵器，兵士们的头盔远看闪闪发光，近看才发现是涂了漆的皮革，甚至硬纸板。英使同时也了解到，这个老大帝国的军队虽说有百万之众，但他们更多的任务不是国防，而是充当警察和狱卒，以及负责征收税款和看守粮仓乃至管理船闸。
更令英国人看不懂的是，这个国家的军人，不仅在驻地结婚，还分有一块土地。他们自我负责制服和出征的马匹，饷银太低，不足糊口，不得不另外务农或是做生意。因而，这些军人除了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其它时间都穿得和老百姓一样。
在英使一行即将经过时，这些军人手拿扇子，或蹲或坐，当英使走到面前，他们才在长官的喝斥声里匆匆穿上制服。这些乾隆用来旨在震慑夷人的天朝卫士，他们给英国人的感觉，不像是进行军事演练，更像登台唱戏。
装备如此差劲，军纪如此涣散，素质如此低劣，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令船坚炮利的英国人震慑，以至心生畏惧呢？相反，天朝的富庶与无能，反而使它像一个怀揣珠宝过闹市的幼儿，只会令他人侧目生异心。然而，在官员们呈报给乾隆的奏章里，他们永远只会为博得圣上的欢颜而粉饰——在许多时代，令人尴尬和不爽的真相，就是必须向上级隐瞒的过滤词。
马戛尔尼这次原本饱含希望的东方之行，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终。为了这次以祝寿为名的外交活动，使团耗资达78522英镑——据估算，相当于今天的30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