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对正在为怎么将前两年杀向社会的红卫兵小将收拢回学校而伤透脑筋的各级行政当局，无疑是一剂救命的强心针。于是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地处江汉平原的武汉市一向出牌不按常理。别的城市一般都是“下二留一”或“下三留一”而且“独生子女暂缓或不下放”，可是武汉市不搞这些政策。但凡66、67、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不管你几个兄弟姊妹还是独生子女统统下放没得商量。
（一）
我一年前刚刚从师训班毕业分配到武汉13中，我是65届高中毕业生其实本应是66届毕业生。在读小学五年级时，正好赶上教育局在我读书的小学搞五年一贯制的试点。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也就提前了一年小学毕业，多年后我就和“上山下乡”擦肩而过。人生旅途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岔道往往会导向迥然不同的人生际遇！
可是我的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都属于“老三届”，分别下放到湖北省洪湖县、钟祥县、随县，他们都在农村呆了5年左右（在武汉市是较少见的）、并且最后都剩孤身一人。他们回城的路充满了艰辛与无奈。暂按下不表。
我所教的69届学生要毕业了，下放的目的地是随县。我和同事庞老师的两个班分到随县唐镇沙子公社，其它的班分到大桥公社和鲁城公社。被分到沙子公社的学生又哭又闹，在他们心目中“沙子”好像是荒漠的不毛之地。而“大桥”和“鲁城”似乎更靠城市的谱。
话说我和众同事送下放学生到达唐镇已是下午时分。各公社来接学生的人员早已等在这里，一阵忙乱后各公社人员带着学生走了。我和庞老师是第一次带队送下放学生，想到对学生负责到底。于是也随着大队人马一起前往沙子公社。送大桥、鲁城的其他几位老师都有这方面的“业务”经验，他们让公社人员带走学生后便自顾自几人到镇上餐馆吃晚饭去了。
我们两位果然遇到一连串的麻烦事：沙子公社大部分生产队显然没有作好“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有的知青的家被安排在四面透风的仓库、有的被安排在农民家的厨房后面隔出的一间小房、有的根本没地方只得临时分散住在农民家中，这些刚刚脱离父母温暖怀抱的中学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他们哭丧着脸盼望老师替他们作主，甚至要求和老师一起回武汉。我们一方面安抚学生，另一方面与生产队交涉。一个队还没解决，另一个队问题又来了。
公社“知青办”负责人好容易找到一个准备得比较好的样板队带着我们以及学生来到那个村子。那个知青点的房屋虽也是仓库改造的，但看得出来的确是用过心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堂屋里桌椅柜子摆放整齐。进到卧室一看，不禁让人哭笑不得。屋里靠窗户一个大炕足足可以睡近十人，其中间砌了一个二尺高的隔墙。生产队长指着炕说：“男女生各睡一边，可以互相照顾。”庞老师很严肃地说：“这怎么行？他们可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我和庞老师直到晚上九点钟拖着疲惫的步子，带一大堆没有解决的问题回到镇上招待所，其他几位没有送学生下生产队的老师正在谈天。我好奇地问他们：“你们怎么没有送学生下去？难道你们学生去的生产队没有问题？”其中一位李老师说：“谁说没有问题，说不定比你们‘沙子’问题还大一些呢。”他望着迷惑不解的我们接着说，“从大方面的说起，今天是这些学生农村生活的第一天；人生道路的新的转折点，什么家庭、父母、学校和老师都已成为昨天的回忆。
从小的方面说起，根据我们前几次的经验，学生第一天到生产队，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尽如人意需要解决。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今天都不适宜跟着去，去了，学生和生产队的矛盾只会集中到我们身上。你就是今天晚上不睡觉也解决不了。”我急忙问：“那怎么办呢？”“还有明天、后天啊！经过今天一个晚上的时间沉淀，无论是学生还是生产队的人其潜意识都认识到双方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了，在这个大前提下，明天我们再下去，问题就好解决多了。”
（二）
勤荪妹是武汉市20中的68届毕业生，于1969年1月下放到洪湖县朱市公社。这里是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插秧、割谷、挑粪、锄草，一些基本农活虽说不甚精通，但也做得有模有样了。到了年底分红，除去口粮还能分到十几块钱。
正当勤荪妹和她的同学准备继续大干快上，挣更多的工分，赚更多的口粮和钱。1971年夏天武汉市的工厂企业来洪湖县招工。家乡温暖的风搅动着青年的心，特别是在那个城乡、工农存在巨大差别的年代。谁说“拼爹”仅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如果说现在“拼爹”拼的是爹的权势和金钱，那么上世纪五零至七零年代拼的是爹的“阶级成分”。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阶级歧视下，勤荪妹招工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她送走一个又一个上调回城的同学。整个生产大队就剩她一个知青了。她困惑、迷茫、乃至失望、绝望。生产队长对人说的一段话传到她耳里：“小邵走不了是因为家庭成分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