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对两儿一女因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能“抽上来”而感到深深愧疚自责。他也认识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的历史问题。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已作了正式结论：一般历史问题。自从毛泽东将“文化革命”定义为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单位像父亲这样的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最要命的是他在单位中参加了一个群众组织。于是与其对立的另一个群众组织就死死抓住他的历史问题，千方百计地想搞垮父亲所在的这个群众组织。可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的兄弟姐妹就这样以父亲问题“悬而未决”，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招工回城的机会。
（三）
正当勤荪妹为一次次招工上调落空而感到绝望时，大弟学杰远在几百里之外的钟祥县胡集公社的一个村子里的一个知青破屋里，坐在床沿边发呆。半个月前他在田里劳作时锄头不小心砍到脚，便一直在家休憩养伤，他不敢写信告诉母亲，因为母亲为三个儿女在农村都不能上调已经操够了心。和他一起下放的两位同学，小万一年前已经招到襄阳化工厂去了，小沈则是在几个月前被招回武汉当小学老师。
杰弟的天资一点不亚于哥哥姐姐，他笃厚朴实、寡言少语。当年看到哥哥因父亲问题而没考上大学，他早已下定决心初中毕业后就考个技校，以后当个工人。可是现在连当工人都没他的份。有一年过年回汉，参加同学聚会看到那些已经当上工人的同学有说有笑，连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农村干了一年，年终分红，除掉口粮，只分得人民币2分钱，他回来对哥哥说，真想一死了之。
小弟学熙则是另一种情景，他是69届毕业生，毕业时还没到下放的“法定年龄”——16岁。所以他没有随同学一起下放。离开了学校的管束，他像一只挣脱牢笼的小鸟自由飞翔在无政府主义的天空里，所交的朋友非流即氓。他也天资聪明，扑克牌赌博的所有玩法一学就会。后来还结识了我的发小、当时闻名于武汉博奕江湖的“蚊子”。他甚至学会裁（缝）衣服，有一次父亲要他给自己做一条裤子。做好后一试穿，天啊！怎么裤档这么低。原来熙弟是按他们年轻人当时时兴的“考板裤”（“考板”即“cow boy”的译音，即“牛仔裤”）的样式做的。父亲气得把他大骂了一顿。
有一天父亲在家靠在椅子上打盹，熙弟偷偷走进来摸走了父亲挂在衣架上衣服口袋里的几块钱，父亲后来对我说：“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都看到了。”他接着爱怜说：“他还不是流氓，只是有些流氓行为而已。但是你现在得赶快想办法，让他随你们学校下放到随县去。这样就可以断绝他和那些狐朋狗友的交往。”熙弟很快被我随13中下放学生送到随县大桥公社。离开父兄的视线，熙弟更是在广阔天地里信马由缰，为所欲为。这是父亲与我当初所料不及的。当然后来严峻的农村生活与残酷的“选择法则”让熙弟也一天天地成熟起来。
（四）
看到别人的孩子一个个回到城里当工人，母亲心如刀割。她每个月从不多的开销中拿出15元分别寄给三个儿女各人5元，聊补无米之炊。一位邻居安慰她说：“邵妈妈，你说心里有三个‘砣子’，可你还有老大和幺女在跟前，你看我还不如你，四个孩子全没抽回来。”
时间像流水，再多的绝望、痛苦也会被慢慢冲淡。大队将勤荪妹安排到小学教书，又有几位沙市下放的女生住进她的宿舍。这样她白天同黎洪禄等几位回乡知青一起教书上课，晚上和沙市女生作伴。生活倒也十分充实。
这天，外号叫“经理”的同学兴高采烈地来了，她说：“邵，我办了‘病转’，户口马上转回武汉市。”勤荪妹没明白怎么回事，连忙问：“什么叫‘病转’？”“经理”于是向她解释道：“省里前不久出台了一个政策，大概的精神是：有严重疾病的下放学生可以回城治疗而且户口可以转回城市。”“你有什么严重疾病？”“我是高度近视啊，你不也是近视眼，我给你介绍一个医生，开个病情证明，然后拿回来到大队、公社、区、县‘知青办’盖章，然后材料转到武汉市‘知青办’审批。保管你半年回武汉市。”“经理”快人快语将整个程序讲完。有这种好事！勤荪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时候，回城是知识青年的最高理想。
数月后，“经理”带着她来到武汉市第二医院找到眼科范医生。“范主任，请您给我这个同学也开个病情证明吧。”“经理”恳切地说，范医生将勤荪妹的眼睛作了一个例行检查便在“病情证明”上大笔一挥：“近视1500度，眼底黄斑病变。”
就在勤荪妹办“病转”的这段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差一点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的小插曲。
勤荪妹在大队小学的同事黎洪禄此时已经上调到县革委会文教组工作，他在县“知青办”看到她的“病转”材料。当然想帮她早一点“办”回去。这一年的高等院校“工农兵大学生”招生也刚巧拉开序幕。武汉大学历史系有一个“表现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指标落到洪湖县，而那几个和勤荪妹住在一起的沙市女学生中，有一位女生的舅舅正好在县革委会当头头。他经常听到其外甥女夸勤荪妹不简单，“怎么不简单？”他问，“我下放的大队原来从武汉市下放十几个学生，都上调走了，就剩她一个人。要换了我不疯才怪！你看她，像没事的。干起活来风风火火，要她到大队小学教书教得有声有色，晚上回来像大姐姐关心我们。”外甥女说。
答者随意，问者有心。这位革委会的领导遂将勤荪妹推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人选之一。黎洪禄知道此事后，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这次邵勤荪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担心的是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体检这一关，她的眼睛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他哪里知道她的“病情”的真实情况）。到那时又错过“病转”材料寄回武汉市的那一趟，不知又要等到猴年马月，再如果政策发生变化……于是黎洪禄自作主张，办“病转”，不上大学。
当勤荪妹拿到回城的通知时，黎洪禄才将“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这段秘闻告诉她，她当然不好责怪好心的黎。只得长叹一声：“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的莫强求。”再一想，工农兵大学生，不去也罢。在阶级出身如此森严壁垒的年代，在被斥为昔日“资产阶级大染缸”而今朝又成为“无产阶级禁地”的大学里，学生们不是根红苗壮的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就是革干、革军的红色后裔。像她这样在招工中都屡战屡败的“黑五类”子女，就算是去了其处境也是可想而知。
（五）
笃厚的杰弟在乡下依旧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本来话就不多，现在更没有说话的对象了。他依旧盼望命运之神眷顾自己，有朝一日回城当工人。最近那条受伤的腿怎么越来越不听使唤了。
武汉市协和医院的外科室里，医师邵明忠拿着化验单对堂侄学杰说：“你的‘抗O’是800，按省里定的标准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可以办‘病转’。”明忠叔遂请另一位医生给他开了一个病情证明。
我深知杰弟“病转”一事办起来，肯定比勤荪妹要难得多。因为一来他没有勤荪妹有黎洪禄那样背景的好朋友帮忙，二来办“病转”在农村这边要过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和县五道关，杰弟的公关能力太差。于是我决定亲自出马。
十月深秋，钟祥县胡集，大地一片萧肃。我们兄弟俩和杰弟的同学“猩猩”踟躇在乡间小道上，杰弟荷包里的“病转申请”已经盖了生产队和大队两个章子，下面的目标是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