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公社大院，看见一位五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我连忙迎上前恭敬地问：“请问公社‘知青办’在哪里？”他很严肃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有什么事？”我指着杰弟说：“他是知识青年，来办‘病转’的。”“你是他什么人？”，我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张纸说：“我是他的哥哥，这是我的介绍信。”干部打开一看：“兹有我校教师邵学新前来你处办理其弟邵学杰的‘病转’事宜。特此证明。”下面落款：武汉市第十三中学革委会，再加上一个鲜红的公章。
干部的脸色马上由阴转晴，“啊，是省城来的老师，请你等一下。”他转过身喊道：“小李，拿去盖个章。”接着他的脸色又由晴转阴：“‘猩猩’，你来干什么？还不回队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不认识路，是我带他们来的。这就回队促生产。”‘猩猩’堆起满脸的笑容说。
走出公社大院，我对“猩猩”表示歉意：“对不起，‘猩猩’，今天又害你挨霉了。”“不要紧，我在这里是有名的‘坏人’，他们巴不得我早一点滚蛋。只是像学杰这样的老实人，幸亏有你做哥哥的来帮他办，不然真不好过这些关。”
三个人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一街之隔的区“知青办”。接待者姓王，他倒没什么刁难，接过杰弟的病情证明和申请报告，打了个收条。我问道：“请问，接下来的程序应怎么走？”“再没你们的事了，回去等病转回城的通知吧。”“要等多久呢？”“那就不好说，快的两三个月，慢的也要半年。”
我深知“病转”过程最关键的一环是县“知青办”，它可以以任何一个理由把材料打回去，它也可把材料一压数月，当然它也可“特事特办”把材料第一时间寄到武汉市。此时有劲也没法使。于是一行人便打道回府。
（六）
自从被“揪”出来后，父亲就被发配到造纸厂最累最脏最苦的切断车间跟班劳动，他和“走资派”前厂党委书记老郑分在一个小组，一年下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老邵，你不就是一个一般历史问题吗？没什么，以前审干有结论。搞运动这一套我最清楚，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孩子们都还年轻，吃点苦，受点磨难。没什么！你们知识分子太婆婆妈妈了。天无绝人之路嘛。”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两人聊天中，父亲听到老郑无意说到有一位老部下叫王声环，是钟祥县的县长，当然现在也“靠边站”了。有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线索，我们父子俩合计了一下，决定我再去钟祥县一趟。
带着郑书记写给王声环县长的便条，我又一次上路了。这时正是阴历腊月，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
为了不走冤枉路，我还是先去胡集，落实一下“病转材料”从区里寄出没有。腊月的胡集，天寒地冻，市面一片萧条。下午两点火车刚停稳，我就跳下车直奔区“知青办”。得知杰弟的材料已转到县里，我心中一喜。按既定计划下一步去城关。
从胡集去城关每天有两班车，但是这里离汽车站还有二十多里路得步行。“走，即使赶不到今天的末班车，到车站睡一晚上也可赶明天的早班车。”我于是想。
走出镇子，放眼望去，寒冬下的田野一片白茫茫。视线之内，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路面上的土疙瘩冻得象铁一样硬，硌着脚生疼。只有一阵阵穿透到骨髓的凛风。像针一样刺着耳朵刺着鼻头刺着脸颊。我连忙将羊毛围巾从头带耳朵到下巴严严实实包得紧紧的，走着走着，身体渐渐热乎起来……
终于在天色暗下来时走到汽车站，末班车早已开走了。旅馆也只剩下0.5元一晚的统仓式的床铺。
我囫囵一觉醒来，天已大明。随便用冷水洗漱了一下，登上去城关的班车。中午时分便到达钟祥城关。
王声环接过郑书记的便条，略问了一下郑的情况（因为都知道对方目前的处境大致相似）。便命其妻钱阿姨带我去“知青办”找人。钱阿姨是一位面容和善、体态可人的中年妇女，她和我边走边聊，不一会就来到县“知青办”。
“周主任，又来打扰你了。”坐在里屋的一位男子抬头笑着应答：“县长夫人，有何贵干？”，“莫开玩笑，还靠边站着，没‘解放’呢！”，“快了，快了。是办‘病转’的吧？”，“这是王声环的老上级的一个孩子，请你查查。”，周主任问清情况后，翻了翻桌上的卷宗，“在这里，‘胡集区，邵学杰’，已经审批了。准备过年后材料寄到武汉市。”钱阿姨笑了笑说：“过年前寄不行吗？”，“过年前那一批，昨天刚寄走。”“还有一个多礼拜过年，你们就帮忙把他的材料寄去吧。”，“好吧好吧，破一回例。”
过年过后，阳春三月时节，杰弟的户口终于转回武汉市。
（七）
1973年来到了，父亲终于得到“解放”，正如郑书记所料，他的问题还是维持原来的结论。他被重新分配工作，到厂基建科负责全厂的房屋建设、维修。他下决心好好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从而使幺儿子早日“抽”上来。可是，此时他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了。
近十年来的精神郁闷，切断车间的高强度劳动和高污染环境，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年轻时就患有肺病的他又患上了肺气肿进而发展为肺心病。在一次感冒中致使肺部感染进而心肺衰竭，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我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74年5月21日。我还记起父亲在数月前好像有预感地说过一句话：“我不想死，我还想看。”他想看到这个“革命”到底怎样收场，他想看到受他问题连累的幺儿子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
（八）
武汉市大规模的招工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看样子熙弟还得走哥哥姐姐的老路，可是“病转”的条件现在也变得更加苛刻，除了病情的严重度的标准提高了，还要求病情证明必须由县人民医院出具（也就是武汉的医院的医生证明不行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和熙弟拿着明忠叔的信找到随县人民医院的陈少弼医生家，“啊，邵明忠，是我的老师，你们有什么事？”，我也不绕弯说明来意。陈医生爽快地答应：“可以。”
兄弟俩拿着陈医生开的“病情证明”来到医院办公室盖章。一条长龙从屋里排到走廊，不到半个钟头我们排到跟前，前面一位也是一个知青，他递上“病情证明”。
“你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工作？”
“鲁城公社的，我是知识青年，办‘病转’。”
“你的公社卫生院的病情证明和病历呢？”
“没有。”
“那不能盖章，回去先到卫生院看病，医生根据病情开证明，再把两个病情证明一起拿来。”
望着这位知青悻悻离去，我不禁兔死狐悲、后背冒出阵阵冷汗、脑子一片空白。我们哪里有什么公社卫生院的病情证明？就是手中的县人民医院的病情证明都是搬了不知多大的面子才拿到啊。
“下一个。”
我机械地伸出手将证明递过去。还是同样那句话。
“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
“随县帆布厂，翻沙工。身体有病，想换工种。”
熙弟机关枪式的回答使对方不知所措，他狐疑地看着兄弟俩问道：
“你们俩究竟哪个是邵学熙？”
“是我，他是我哥哥，陪我来看病的。”
看着熙弟穿着一身父亲在切断车间时的邋遢的工作服，他半信半疑、极不情愿地在病情证明盖了个章。
出来后我才发现内衣都湿透了，我连忙问他假如对方要帆布厂的工作证怎么办？
“那就完蛋了，我当时也是急中生智。赌一把呗。”熙弟于是说。哥俩仔细一琢磨：帆布厂哪有什么翻沙车间？纯属扯淡。两人就一个念头：快撤。
几个月后，熙弟终于“病转”成功，回到武汉市。
（九）
三姐弟艰难、另类的回城之路划上一个句号。此时，武汉市不少“文革”中甚至“文革”前下放的知青都是用这个方法回城，开始他们的新的生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大事件。它无疑是后世的历史学者研究的课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疑是其子课题之一，而“知青病转回城”更是其子课题的子课题之一。
在全国范围内，武汉市的“知青病转”搞得较早，大概在1972年左右它所在的湖北省出台了一个文件，其大意是：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可以回城治疗并将其户口转回原户籍所在地，待其疾病治愈后再返回农村继续抓革命促生产。显然这个文件的精神是有点逆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而动。所以文件的最后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并且还有配套措施：所有病转回城的知青的粮食关系都是临时的，每三个月到各区粮食局领一次粮票。这也是政策制定者的高明之处。后来在这些人的招工问题上也充满了歧视性：只能进集体所有制单位，不能进全民所有制单位。
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在制定过程中有无阻力？其中各个疾病的标准是怎么制定的？后来又如何把标准提高了？当时在湖北省有多少知青受惠？又有多少知青在疾病治愈后回到农村？等等，都是这个课题必须回答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后来现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个政策是有其前瞻性和进步性。此话怎么说？
1978年全国各地百万知青上访请愿，甚至集体卧轨、绝食。要求回城的轩然大波，波及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重庆等大城市。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惟独湖北省武汉市风平浪静，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1972年到1978年大规模招工后剩下的知青大多以“病转”的形式陆续转回城市并且陆续被安排了工作。也就是提前消化了这个矛盾。同时也减轻了上述城市后来又遇到的就业、住房、婚姻等社会压力。
知青回城，一个永远诉说不完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