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铁幕是怎样被撬开的（示意图/pixabay）
【看中国2018年8月26日讯】教科书曾经一再教育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自命“天朝上国”，对洋人加以种种苛求、歧视、压制。
老高按：“落后是要挨打的”这句话，我从读中学起就被各种课本、报告乃至电影谆谆教导到脱口而出的地步，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没有想想人类社会在逐渐告别丛林之后，世上国家、民族那么多，有先进有落后，落后者天天在挨打吗？
用这个观点解释自鸦片战争以来180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其片面偏狭也就不言而喻了。读到聂作平一篇文章《驴与虎的博弈》，从一个“小洋人”的视角写起，就告诉我们：哪里是“落后要挨打”，分明是“自大和蒙昧要挨打”——尽管打人者也并不“伟光正”“高大上”，但中国“挨打”这件事并不是因为“落后”，则是毫无疑问的。作者在文中说“只有既落后，又拒绝浩荡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也是这个意思。
这段历史中外有许多人写过，我也读过若干。但是此文讲述的许多细节，还是让我匪夷所思，掩卷叹息。例如：乾隆亲自给英国人洪任辉（James Flint）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竟是：擅自学习汉语。朝廷理直气壮：夷人会说汉语或国人会说夷语，他们就有可能互相勾结，图谋不轨。不准外国人学中文，后来成为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再例如，英国政府送给乾隆的每分钟能发射七枚炮弹的先进野战炮，被清廷全都拉到了圆明园摆放，并拒绝英国工匠教他们操作。当英法联军几十年后进驻圆明园时，发现角落里这些野战炮布满蛛网和灰尘，作为英军的战利品，又回到了英国。——斯情斯景，让人说什么好！
驴与虎的博弈——以斯当东为观察点
聂作平，聂作平的黑纸白字
1、
尽管我努力克制这种神奇而又令我沮丧——可能也令所有中国人沮丧——的联想，但思维总会在不经意间碰撞到1000多年前那则著名的寓言：黔之驴。在这场现实版的驴与虎的博弈中，中国充当了那头愚蠢的庞然大物，而人口与历史均与中国不成比例的英国，则充当了狡黠而又隐忍的老虎。
在从“悯然，莫相知”到“大骇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断定“技止此耳”而“断其喉，尽其肉”的不断深入中，最初把驴子视为神的老虎，终于获得了饱餐的机会。
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对中国最早的了解，来自于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们的转述。透过这些充满夸张的东方传说，西方最早的中国形象近似于哈哈镜：通过这个神奇的镜子，东方的没落与专制缩小了，光辉与仁厚放大了。这个盛产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广大国度，得天独厚地沐浴着圣人的教化。
伏尔泰为此断言，从道德层面上，西方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学习。莱布尼兹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莱布尼兹和伏尔泰都没见过的这个开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任皇帝：乾隆。
但是，当东西方真正近距离接触后，雾里看花般的美好想象顿时被残酷现实之手撕得粉粹。而东方中国的真相之幕，则由一个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绅士揭开。
1793年9月14日，当这个英国绅士还是个12岁的孩子时，他在位于北京200多公里外的热河行宫，见到了已经83岁高龄的乾隆。那是一个秋意深重的早晨，这个英国孩子在一群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在黑暗中行走了4公里后，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行宫。
这是一座黄色的大帐篷，周围众星拱月地拥挤着无数小帐篷。英国孩子进入帐篷时，他看到一个精神矍烁，看上去只有60多岁的老人端坐龙椅上。按照此前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才达成的妥协，一个英国绅士向乾隆单腿下跪行礼。礼毕，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呈给了乾隆。之后，这个孩子随同他的父亲，也跟着上前行礼。
当乾隆听说这个满头卷发的小洋人居然会说汉语时，兴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说几句。于是，小洋人就用一年来在前往中国途中学会的汉语，向乾隆表达了祝福和感谢。
这个小洋人，就是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礼的英国绅士，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接见之后的日子，作为英王特使的马戛尔尼以为他的外交使命才刚刚开始，但当他正准备就若干重要事务和天朝官员商讨时，天朝却一再暗示：你的朝贡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返回你们的国家了。
一个12岁的孩子，尽管聪慧过人，但想必斯当东不一定会对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有更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后，当他长大成人，他才会明白这场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的失败外交，会对地球东西端的两个大国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
2、
我们今天常说清朝闭关锁国，并把晚近中国的落后归之于这种漫长的固步自封。但事实上，清朝将近300年间，真正闭关锁国的时间只有区区21年，还不到这个王朝历史的十分之一。并且，这种闭关锁国从现实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正确选择：明朝灭亡后，惟有台湾郑氏凭借风急浪高的海峡继续奉朱明正朔，不断派兵骚扰沿海。
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绝所有口岸的对外贸易，并将沿海居民内撤30到50里。1683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政府取消了海禁。两年后，又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地开设海关，这就是所谓的四口通商。
清朝21年的闭关锁国，却给后人留下了长期与世隔绝的坏印象。究其因，不在于海禁政策施行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清朝君臣固有的观念里，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简单地讲，清朝——无论君王还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自认为物产丰富的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和夷人做生意通有无。
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许通商，不过是对于夷人的恭顺而赐予的恩惠。也就是说，当天朝觉得夷人不够恭顺时，可以随时取消这种恩惠。就像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一个成员在他的游记里写过的那样：“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
在四口通商维持了70多年后，正是恼怒于夷人的不够恭顺，清朝才从实质上断绝了宁波、厦门和上海的贸易，仅仅开放广州，实行一口通商。
这件事得从一个叫洪任辉的英国人说起。洪任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此人精通汉语，是英国第一个汉语翻译，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服务。
是时，西方与清朝的主要贸易地为广州，而广州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职权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诈勒索。东印度公司不胜其扰，同时也为了扩大与清朝的贸易，指派洪任辉和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带两只商船北上定海。随后，英国方面把更多的商船发往宁波等地。
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便急剧减少，广州官员的灰色银两与海关税收均呈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向乾隆提请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迫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对帝国税收来说，无论洋商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