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英国人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终于揭开了这个东方大国脸上的神秘面纱，在各种缥缈不实的传言之外，触摸到了天朝虚幻而脆弱的神经。使团成员之一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写道：“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历史把这个征服的机会给了斯当东。
7、
少年时代的中国之行，把斯当东的命运和这个东方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如果说第一次中国之行前后，他对传说中富庶文明的中国充满好奇和好感的话，那么，当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越深入，也就越充满敌意，并在后来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的决策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800年，虚岁20的斯当东重返中国，在东印度公司的广州商馆充任书记员。在中国的10多年里，一方面，斯当东从书记员一直做到了货头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另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古怪又古老的帝国，他的研究从翻译帝国的法律开始。
随着研究的深入，斯当东成为全世界对中国最了解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比中国人更加了解中国——这些中国人既包括乾隆的继承者嘉庆，也包括普通官员和百姓。人到中年的斯当东回忆起早年的中国之行时，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父亲和马戛尔尼，认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估计过于乐观。
然而，斯当东却意想不到地在这个国家遭受了第二次屈辱，在他看来，这第二次屈辱比第一次更甚。
那是1816年，英国经过20年的发展后，势力远比马戛尔尼时代更强大：对外，击败了称雄一时的拿破仑；对内，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海外市场。为此，英国方面准备再派一支使团前往中国。目的仍然和马戛尔尼一样。使团由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领，斯当东则是副使的最佳人选。
清朝方面对斯当东这个曾被乾隆接见过的夷人深怀畏惧，在他们看来，一个夷人处心积虑地学习天朝的语言与律例，完全就是图谋不轨的直接证据。有关方面获知斯当东将担任副使时，强硬地向英方提出：只准斯当东留在广州。
但这种强硬立场并未起到任何作用：斯当东又一次来到了久违的北京。不过，斯当东对这次出使没抱多大希望，正如此前的一份报告中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变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时候都不愿接见外国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国人。”
此时的天朝，比20年前的乾隆时代更显颓唐。这个中国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像若干享国较长的王朝那样，已然进入由治而乱的天道轮回。作为帝国这艘巨舰的掌舵人，嘉庆无论个人能力还是个人魅力，都与其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对英使的来访，他明确表示“总之朕不悦此事。”
嘉庆和后来的道光、咸丰等几个清朝君主，往往以祖制为由拒绝与西方正常交往。其实，所谓祖制大多时候是一个借口，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另一点：没落的天朝一面盲目自大，一面又对陌生事物深怀恐惧；既自满于万世一系的太平盛世的弥天大梦，又自畏于洋人的奇巧淫技和无君无父的骇人思想。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如其不能，也要尽量减少中国和世界的接触。对统治者来说，维持稳定最便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闭关锁国：既不能让墙外的风吹进墙内，更不能让墙内的人看到墙外的花花世界。
因而斯当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甚至比第一次更加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并且，将失败得更加屈辱和难堪。
果然，如同马戛尔尼首先遭到的问题就是大礼一样，阿美士德亦然。此前，由于马戛尔尼的坚持，乾隆虽然心里有疙瘩，毕竟还是准许他按面见英王的礼仪免了下跪叩头。但乾隆的继承者连这点胸襟也没有，这位当年马戛尔尼觐见时在场的皇帝撒谎说，马戛尔尼向他的父亲下跪行了大礼。
当阿美士德像马戛尔尼那样提出，他向清朝皇帝叩头，清朝也派一位品级相当的官员向英王画像叩头时，负责接待的国公和世泰反驳说，乾隆年间的事情已经不再适用。并宣称，三跪九叩的大礼一定要行全，否则使团将被赶出帝国。
在大礼的争执中，斯当东一行于当年8月28日深夜来到北京郊外。此时嘉庆已放松了对英使叩头的要求，但和世泰却想邀功固宠，他向嘉庆汇报说：“虽其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阿美士德一直就拒绝叩头，何曾练习过如何行礼呢？和世泰的愚蠢就像明知道纸包不住火，可为了让皇上高兴，不惜信口雌黄。
嘉庆听说阿美士德在练习行礼，自然高兴。于是，宣布次日凌晨召见。这样，当天深夜，阿美士德一行被催促上路，并被告知皇帝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最令阿美士德一行愤怒的是，和世泰明确告知他们：必须按天朝的规矩行礼。
阿美士德对行大礼与否并不看重，使团第三号人物也赞成委曲求全，但对天朝早就洞若观火的二号人物斯当东坚决反对。这样，阿美士德与和世泰发生了激烈争吵。和世泰要拉着阿美士德去晋见，阿美士德坚决不肯去并提出抗议。双方不欢而散。
和世泰没法向嘉庆交待，只得再次祭起这个国家的官员们惯用的法宝：撒谎。“英使急病，无法陛见。”嘉庆说，既然正使病了，那就见副使吧。副使就是斯当东。斯当东当然也不可能去晋见。和世泰只得再次撒谎：副使也病了。
嘉庆早早地到颐和园等着接见夷人，可夷人却一个个称病不来，这不明摆着没把圣上当回事吗？于是，盛怒之下的嘉庆宣谕：“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阿美士德一行被逐出京城。
回程中，地方官们更是以粗糙的食物作为对使团不肯下跪的报复。一封嗣后由嘉庆发给英王的信中明确表示，这些不守规矩的夷人在天朝不受欢迎。
在回国路上，使团途经圣赫勒拿岛，阿美士德一行拜见了被囚禁在这座大西洋孤岛上的一位伟人，此人说了一句当代中国人常挂在嘴边并引以为豪的话：“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这个伟人就是拿破仑。也许拿破仑没看走眼。不过，中国的觉醒却遥遥无期，它还将继续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滑向深渊。
8、
从马戛尔尼的失败到阿美士德的更失败，时代的发展不仅没使天朝的门户像英国希望的那样稍微开放一些，反而更加紧闭。天朝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短，而是在加大——基于阿美士德的无礼，嘉庆一度打算断绝与英国的商业，并把最后一个口岸广州也关闭。
幸好，由于两广总督的劝说，嘉庆才意识到这种毅然决然的作法，有可能挑起中英之间的战争，而此时的中国，早就处于风雨飘摇之夕。身为大清王朝拐点期的皇帝，嘉庆也知道他的帝国承受不起一场战争。
为此，他听从了两广总督的劝说。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他幸运地没成为第一个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皇帝，而把这种亘古未有的耻辱，留给了他的继承人。
中英之间的贸易依然在继续，中国官员和行商依然在通过对外商的垄断获取高额回报，洋人所希望的自由贸易依然是镜花水月。更令英国无法承受的是巨大的贸易逆差。许多年里，英国人一直挖空心思寻找某种能够在中国畅销的东西，以便扭转这种逆差。最终，他们找到了鸦片。这个古老的国家，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一下子爱上了这种能带来幻觉的毒品。
鸦片的输入使中英之间的贸易差立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白银如同流水一样淌出国门。鸦片的流毒，林则徐有过著名的论断：“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接下来，就是妇孺皆知的虎门销烟了，而虎门销烟的结果则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则是《南京条约》。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下令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广州，并断绝与英人的一切贸易。消息传到英国时，英国举国哗然，议院召开会议，讨论是否用武力解决。在会上，作为下院议员的斯当东的意见举足轻重——显然，身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他对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家最有发言权。
从少年时满怀憧憬地远行中国，到青年和中年时期客居广州，此时已年近花甲的斯当东是否想起了乾隆赐他荷包的温情和嘉庆下旨把他驱逐出境的厌恶呢？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一出手就能扣住患者的脉息一样，斯当东一开口，就把握住了天朝的七寸：“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对英国人贩卖鸦片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斯当东非常雄辩地指出：既然连两广总督都在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那么英商的做法就没有违反国际法。——多年来，我们的教科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教育我们：鸦片是英国殖民者用来毒害中国人民的肮脏东西。但我们选择性地遗忘了：用毒品毒害国人的，还有不少是宣称爱民如子的高级官员。
斯当东认为，尽管令人遗憾，但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由于斯当东压倒性的发言，英国议院以微弱优势的票数通过了对中国动武的决议。随后的故事人所皆知：中国死命捂住掖住的国门在正常的外交努力之下无法打开，但在大炮的轰击之下，却倒塌得比滑坡还快。东西方几代人的命运与未来，也就此全部改写。
斯当东去世次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是时，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斯当东儿童时代曾入住过5天的圆明园被一把火焚为白地。举火之前，英军在园子里发现了几十年前马戛尔尼的礼物——那是他代表英国政府送给乾隆的先进的野战炮。当时，清朝把这些野战炮全都拉到了圆明园，并拒绝英国工匠教他们操作。
然而，当英法联军进驻圆明园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野战炮还完整地摆放在角落里，上面布满蛛网和灰尘。同样遭遇的还有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那辆漂亮的四轮马车。它们全都作为英军的战利品，重新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英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这个曾经有过强汉盛唐的国家，就此沦落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为此，甚至产生了一句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话：落后就要挨打。其实，置诸全球背景来看，落后未必就一定会挨打。只有既落后，又拒绝浩荡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
至于中国的衰落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以为不是鸦片战争，而是那个12岁少年跟随马戛尔尼来华的1793年。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要等上半个多世纪，天朝也还要继续沉浸在盛世的虚假繁荣中，但马戛尔尼来华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过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场和更为开放的政策时，随着势力与欲望的坐大，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在马戛尔尼来华与斯当东在议会的慷慨陈词之间，历史原本给了中国长达50余年的机会。只是，这机会如同一张沾满秽物的布片，被天朝不屑一顾地扔向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