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右）与张春桥
如何面对历史的复杂与沉重
记得有一年，和朋友谈起吴晗、谈起邓拓时，想到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但还是让我们产生无限感慨。当年这场来势凶猛的批判发生时，我们还只是七八岁的孩子。可是，谈到这个话题，想到我们竟然已经走过这一不算短的历史跨度，不由地感到时间的无情与苍老。
那次谈话之后，我想得更多的是姚文元。当把思路集中到他的身上，我才发现对他的了解是那样少。
如果查阅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把它们汇集一起，一定能够在书桌上堆起一座小山。从许多关于“文革”人物传记中，也能发现作者用过不少篇幅勾画他的生平（印象中，除了传记类的历史纪实外，似乎还没有系统研究姚文元思想的演变、文风演变的著作）。
即使翻阅如此之多与姚文元有关的文章，作为一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对姚文元性格、思想的揭示，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一些文章看似火力猛烈言词犀利，却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政治评判上，而缺少思想的剖析和历史的深度。
在曾盛行的所谓历史人物纪实热潮中，虽然时常可见对他的描述，但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不同的是增加了许多猎奇、传闻与肤浅的渲染。
不仅仅对姚文元，对许多其他“文革”人物、“文革”事件的描写，对历史伟人或者不同角色的描写，不少都是如此。图书消费市场毫不客气、毫不掩饰地伸出巨大的手，调动着一些文人手中的笔，使他们按照市场的需求，描述、编造、渲染许多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
历史人物的恢宏与庞杂，要么只剩下所谓的家长里短、一颦一笑，要么只成为平庸的漫画，涂抹上几笔拙劣的滑稽色彩。就这样，在一些文人笔下，历史的复杂与沉重被化为轻飘飘的一片落叶，或者仅是抛给历史几丝谄媚。
他们是那样热中于猎奇，把它作为讨好读者讨好市场的惟一法宝，以掩饰自己思想的苍白，从而有意无意使读者陷入他们营造出的虚假迷宫，永远走不进历史的真实。现在中国的历史纪实，居然如此堕落。
我自觉我并不偏颇也不偏激，我崇尚做人的宽容与随意。但是，我却无法接受虚假，更不能认同虚伪。当看到流行于市的那些虚假的、思想苍白的、哗众取宠的所谓历史纪实作品时，我不由产生一种忧虑与悲哀。
我们就这样面对历史吗？我们就该如此轻松地忘却吴晗忘却邓拓他们的名字吗？我们就该如此肤浅地把姚文元以及江青之类的人物漫画化，或者把严峻的历史仅仅划归到宫廷秘闻趣闻逸闻之类的谈笑之中？
他选择了文艺批评这一写作形式
《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间，他算得上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学评论家，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仍然是普普通通的一员。潮起潮落间不断溅起诸多浪花，他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而已。一切因“文革”而变得不同。因为“文革”，姚文元才不再是潮起潮落间可有可无的水沫，而是赫赫然走进了重要历史人物的行列。因为“文革”，他写于“文革”前的这些著作，才具备了新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
不止听一个人说过，姚文元当年曾被视为颇有才气和水平的年轻文艺批评家。如果有时间把他的文章和当年许多批评家的文章对照阅读，大概会发现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超人之外。
可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当我把它们作为独立的存在审视时，我竟然无法一一细读。读姚文元的杂文，或者评论，我不由感到一种逼人气势如山一般矗立面前，如海浪一般涌来。但一旦走进这山背后，便发现这气势只是虚假的声势，他是以语言的喧嚣和情绪的亢奋，掩饰着逻辑混乱和思想苍白。
那么多大小长短的文章，除了批判叱呵还是批判叱呵，除了引经据典寻章摘句还是引经据典寻章摘句，他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更出色的其他才能，我无法想像，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气势，居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文化界舆论的主流，成为备受青睐的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