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是一种标志，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目的。那是政治运动始终成为社会兴奋和关注焦点的年代，那是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经济建设一度被视为次要的年代。时间的流动，常常可以用政治运动的阶段运转来显示，来表达，运动，便无法离开批判，运动，便不能不以批判为表现形态，或者说其本身与批判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辉映。
姚文元在文坛一露面，即选择文艺批评这一写作形式。从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在政治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批判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姚文元生活的年代生活的环境，使他所选择的职业，也有了一鸣惊人的可能。这就是大批判的时尚带给他的机遇。批判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特殊条件下给被批判者提供赢得声名的广阔天地。姚文元获得的是后者。当然，批判有时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对方的同时，也会刺中自己。不过这一现象很少发生。
不能忽视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所具备的多层意义。仅从年轻的批判者可以一夜之间一鸣惊人这一现象来说，其产生的历史波动便是显而易见的，两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仅仅因为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把所接受的新思想新观点运用于批判性研究之中，便得到前所未有的器重与推崇，意外地成为政治思想斗争中的一个工具。他们如同明星一般转瞬之间脱颖而出，闪现在人们面前，令许许多多青年人仰望、羡慕。无意之中，他们为他人树立了一鸣惊人的样板。批判可以显示革命，可以代表进步，同时，批判也带来了赢得声名的各种可能。
很巧，一九八七年底，我调到了“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先生麾下工作。几年来我们成了同事，办公室也相邻，闲来无事，我便喜欢同他海阔天空地聊天。文坛往事，世态炎凉，人生风雨，等等，都是我们的话题。
蓝翎离休后开始撰写回忆录，记述作为“右派”在农场劳动时所看到的“右派”间文人的百般形态，记述下放河南商业厅后在粮食生产基地护夏护秋的日日夜夜，记述一九五四年前后自己如何一夜之间成为“明手”的往事。他在写这些回忆录时，我成为手稿的最初读者之一，因而常常在阅读时进入一种浓厚的历史氛围。当阅读一些篇章后再坐到他的面前，我总能感觉到深深的历史沧桑环绕着他。作为一名特殊的历史经历者参与者，他有别人不可能具备的人生体验和感触。因此，他对历史对现实对自己对各色人物，便有了富有启示性的见解。
他和姚文元是同龄人，都出生于一九三一年，但他和姚文元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因为当他处于短暂的显赫时，姚文元还只是上海的一个普通作者。而当姚文元在反右运动中成为批判明星时，他的命运则发生根本性转折，从曾经簇拥的鲜花中跌落下来。谈到这一命运改变时，谈到后来生活的艰难时，蓝翎总是显得非常平静，语调舒缓，言语间且带些幽默与调侃。过早地远离批判中心，不能像以前一样发表作品，固然是件憾事，但对于他，这未必不是一种解脱，从而避免了难以预料的其他结局。我曾想问他是否为这一转折而感到庆幸，转而一想，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便又作罢。历史和人的命运总是带有很多偶然性，后来做出的种种假设只能是假设。
他对我说过，当年当他们被誉为“小人物”而一鸣惊人之后，一时间许多文学青年都以“小人物”、“新生力量”自居，希望受到重视，理直气壮地要求将自己作为人才作为新星予以培养。许多报刊编辑部，常常收到类似要求的来信。信的开头还会这样写：我是一个小人物，我是新生力量……
姚文元当然不能与这样一些青年同日而语。他早就陆续发表过不少评论文章。他需要的不过是机会，是发展自己。我猜想，他从“小人物”一鸣惊人的情形中，一定得到许多启发。他必须训练自己的政治嗅觉，他必须选择最好的时机和最好的对象，他也必须以最简捷的方式赢得青睐。
在越来越左、越左越革命的历史演进中，在政治运动总是以文艺批判开道的年月，现实总是会为某类人提供可以施展才略的天地。姚文元当然属于这类人。既然他选择了这样一条路，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朝这片天地走去。
他注定成为文人中一种类型的历史标本
最早研究姚文元的专著并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由瑞典隆德大学的汉学家、东亚系主任拉尔斯（Lars Ragvald）所撰写。早在七十年代“文革”尚未结束时，拉尔斯就把研究课题放在姚文元身上。作为“文革”的旁观者，作为一种文化的局外人，他十分好奇，一个文艺评论家，如何会占据这么显赫的位置，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他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文革”中的姚文元身上，也不是把他作为政治人物对待，而是侧重于“文革”前活跃于文坛的姚文元，研究姚文元的文艺批评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很自然，在他的心目中，姚文元是和斯大林时代的日丹诺夫相似的人物。当他完成博士论文时，“四人帮”正好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拉尔斯没有做多少修改，还是于一九七八年发表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中国日丹诺夫的出现》。
一九九二年，我访问瑞典时，在隆德大学校园拉尔斯先生的家中，他送给我这本博士论文，同我谈过研究姚文元的缘由。他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之所以对姚文元产生兴趣，是在阅读了姚文元的文章，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姚文元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要求而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章。他感到好奇。于是，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工作的他，就开始选择姚文元这个对象予以研究。
我能理解他的好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很少有人敢肯定地说自己能预测生活的走向、思想的走向。风的起落，风的旋转，常常是以不可想像的方向或速度进行着。而且，从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作家或学问家根据新的要求对旧日作品进行修改，已经形成时尚，成为必然。身在其中者，把这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会为此感到别扭、奇怪。
姚文元也不能例外。他置身于风中，最终又成为呼风唤雨者。与许多善良的作家学问家不同的是，他不断修改的不仅仅是文章，而是人格本身、精神本身。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自己始终不曾落伍，始终是革命左派。在通往显赫的道路上，惟其如此他方能领取更多的通行证，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是踩着被批判者的身躯，踩着被自己不断否定的自我向前走着。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步步青云，就在于他有别人的不具备的政治嗅觉，有于细微处辨别风向的特殊才能。他那双后来总是受人们讥讽的“金鱼眼”，却闪动着狡诈而机警的目光，从扑朔迷离中窥到使自己保持不败并日益显赫的秘诀。这一秘诀我想其实描述起来十分简单明了——在盛行批判的年月，你应该把“棍子”举得比别人更高，掌握的时机和火候应该比别人更恰到好处，而打在别人身上应该更重。
这也好比一场赌博。
人生赌博。
在这样的赌场上，姚文元便是一个技艺高超野心勃勃的赌棍。随着年纪增长和政治运动的熏陶，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反右期间捕捉时机，向一个个“右派”作家高举“棍子”；“文革”前夜大打出手，以批判《海瑞罢官》而揭开历史浩劫的序幕；……在历史每一个重要关口，可以说他对风向的观测与行为选择，都不同程度带有赌博成分。尤其是在接受江青张春桥的指令、参与批判《海瑞罢官》阴谋策划的历史关口，他真正成为一个赤裸裸的赌徒。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发表《评“三家村”》，“文革”的爆发正是以他的声音而轰然响起令历史震颤的惊雷。
历史以冷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在批判盛行的年代，需要无数大大小小的“棍子”，当“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处在酝酿之中时，更需要如姚文元这样敢下赌注的文人。现实情形是，出现这种人的可能，早已存在。
这样，在获得声名显赫的同时，他手中的笔，不再限于文艺评论甚至文艺批判范畴，而是与“文革”政治紧密相连，他的存在方式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笔不再是一个文人（哪怕是令人厌恶的“棍子批判家”）手中的工具，而是变为高悬于人们头上的利剑，变成一个罪恶的标志。他以一个文人起步，到最终虽然仍在摇晃着笔，却早已超出了一般文人的范畴，不过是以“文革”中最大的“御用文人”的身份。
一旦姚文元做出了这种选择，一旦他如魔鬼般无保留地把自己交付“文革”政治，他就注定成为文人中一种类型的历史标本，供人们解剖，留给人们巨大的思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