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一响，爷娘白养”
我出生于1952年上海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没文化，父亲喜文墨，会几笔书画。后来才知道，他小学四年级即辍学，是靠自学成才，炼成一手字画，脱产担任工会宣传委员。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父亲工资没涨过，大饥荒时响应号召，自己降了一级，从80减到75元，那时母亲也上班，孩子少，日子还过得去。
星期天早上，父亲躺在床上翻《解放日报》中缝，那里有小孩看的“早早场”影讯，见有中意的，即让我带妹妹去看。如无中意，也会掏出零钱，嘱我带妹妹去街上把小皮鞋擦一擦。记得那时我和妹妹各有一双小皮鞋，棕色的，高帮，咯噔咯噔走，很神气。父亲有一辆自行车，有时带我们去街上吃早点，我坐前面车杠，妹妹坐后面书包架，他就那么推着走，一男一女，大概他也觉得很得意。那时物价多以“分”计，早早场电影“五分”，小孩擦皮鞋“五分”，阳春面“八分”，小馄饨稍贵，“一角”。出门坐三轮车，也不过两、三角钱的样子，苏州河那几座桥在我眼里比今天高大峻陡，工人蹬着很吃力，父亲下来帮着推，我就从妈妈膝盖爬到父亲的空位上，返身扒着车背看他推，小眼瞪大眼。
孩子眼里看到的社会只有很小的一半，另有一大半父亲是掩在身后，不说。成年后听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才知道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一半有忧虑，有害怕，还有惊惧。1950年她刚从乡下嫁过来，还未完全融入城市，街上不时传来警车抓人的声音，一听那声音，小孩就喊“强盗车来啦”，疯跑到外面去看，她一听见就害怕。有一次我爷爷对她说，“你也要个思想准备啊，下次就轮到老大啦（指我父亲）”，她不明就里，吓得哆嗦，楼梯都下不来。现在知道，那是“镇反”大逮捕在城市中营造的恐怖气氛，以致人人自危。毛泽东答复华东局请示报告曾厉言批示，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杀人太少，要多杀！[1]我居然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于一个“多杀”的城市？
后来读霍布斯生平，说他诞生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来袭，满城惊恐，他母亲因惊惧而早产，方有所悟。霍布斯成年后为何那样写作，为何将新型国家命名为《利维坦》，这和他童年记忆、甚至胎中记忆有关。什么是潜意识？本人尚未形成记忆时被写进的心理基因，也称“胎教”。他本人不自觉，但此后的写作基本上是早期记忆的注解与释放，无可救药。我后来总结50年代是“刽子手与诗人共同统治的年代”，也理解王蒙的“青春万岁”，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记忆。但实在厌恶那样的煽情诗句——“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所有的日子都可以“来”，但不能以偏概全，尤其不能以“诗人”盖住另一半。
我记事较晚，有一块铁渣渣沉淀在记忆底部，似乎是个标记。那是1958年大炼钢铁，街上有各种小高炉扔弃的铁渣块，我不知从哪儿捡来一块，不与父亲说，就蹲在一个犄角旮旯，闷着头将那东西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怎么也看不明白。那东西奇形怪状，有点像父亲喜好的假山石——“瘦、漏、透、皱”，却又铁冷生硬，不符合儿童视野里能见到的天然物品，也许因为后一点，我蹲在那儿盯着那东西看，琢磨很久，最终还是放弃。孩提时候的玩具都忘记了，这块不是玩具的“玩具”却印象深刻，这大概就是我好钻牛角尖的开始。
那时城里也办过街道人民公社，还办街道食堂。大食堂不知为什么解散，各人回各家，苦日子就开始了。大城市还不至于饿死人，但口粮锐减，搭配红薯、麸皮面，南方人叫山芋、黑面粉。现在时兴的麸皮面疙瘩、红薯，小时候都吃过，而且是吃得害怕，留下心理障碍，现在再怎么宣传也绝口不碰。那时中小学还流行培养小球藻，就放在厕所尿槽里，现在知道这也是用来填饥的东西，那时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意思，小男孩一下课就盯着那一排桶尿，还比赛谁尿的准，正中校方下怀。家里的填饥物则是豆腐渣，搭配胡萝卜，奶奶不知从哪儿搞来，就放在饭锅头上蒸，隔三岔五地蒸，一股药腥味，难以下咽。那也是吃伤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健康食品。
如今孩子不可能对社区粮店有印象，那时我们放学走过弄堂口粮店，都会张望一下，店里有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米、面、薯配给比例，常有变动，小黑板连接着每家每户的锅与碗。有一个日子至关紧要，真像刀刻一样，现在想忘也忘不掉，即每个月的26号：从这一天起居民可以买下一个月的粮，提前四天。奶奶好像连一天都等不起，没到这一天，就念叨还有几天，26号一到，立刻让我跟着去粮店，把下个月的粮买回来，似乎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卡车来粮店卸粮，麻包扛完后，车底板总还留一些残屑，男孩们就站在卡车旁边等，一看货卸完，立刻跳上去哄抢，打成一团。
此外还有两个细节，可以贡献给今天的文学家？过年时去父亲单位看他们演现代戏叫《一支枪》，不外乎老乡掩护新四军，军民鱼水情，演到那个女主角偷偷煮烧饼喂伤员，一边搅调羹一边唱，孩子们就像听到口令，刷一下全体起立，伸长脖子，盯着台上那只碗看。回来路上还要争，那碗里是真烧饼还是假烧饼？最后达成“共识”（其实是渴望），一致认为那是真的，于是就产生今日网语所谓：“羡慕、嫉妒、恨”，一起流口水。
邻居家有七个孩子，晚饭后抢着洗碗，尤其要争着洗那口粥锅，鸡吵鬼喊，声声可闻。后经大人介入“政治协商”，规定一人洗一天，一周一轮换。那不是学雷锋，而是抢锅底残留的那一点粥汤，曲起小食指，兜底一刮，再那么一舔，那个美味！我们这一代普遍不长个，就是因为那几年饿的，营养不良。我还算好，没耽误长个，是靠父亲、爷爷重男轻女，从自己的口粮中一口一口省下来，有时还悄悄带我出去吃个烧饼、面条什么的，至今我妹妹说起，还愤愤不平。父亲那时就演那个新四军伤员，却说他在后台排练时饿晕过两次，小腿上一按一个坑，浮肿，可见那烧饼是假的。
我虽小，但也能感受到人心浮动，社会不安，用今天话来说，即“维稳”形势严峻。老人们总在传言哪条马路上有人被“剥猪猡”（沪语，遭抢劫被剥光），哪条河道漂出无名浮尸，天一黑，就不许我们出去。街上不断出现枪毙人的布告，红笔一勾，人头落地，体育老师比较糙，如此评论：“枪声一响，爷娘白养！”我有一个从家乡失学流窜出来的同龄玩伴，他教会我一些乡下儿歌。后来学历史，才知道那是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荒岁歌”，成年人道路以目，不敢言，孺子却在城乡道路旁唱，皇帝听见都害怕。“大跃进”之后上海地区流传的“荒岁歌”也这样，都很反动。然童言无忌，我们或私下唱，或在放学回来的路上扯着喉咙喊，其实是瞎叫唤。尤其是下面第三首，跺着脚齐声喊，还要拍着屁股后面的书包“伴奏”，很有节奏感。现在权当史料，辑录如下：
莫激动，激动要变长方形的马桶。[2]
共产党、毛主席，拆散多少好夫妻。[3]
谁放的臭屁，震动了大地，穿过了彼得堡，到达了意大利。[4]
“学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我1960年进小学，因长子开蒙，父亲又重视教育，全家出动，去南京路永安公司买书包、铅笔盒，我还多要了一块小黑板。此后他不断与我讲他少年失学、又渴望上学的故事，说有一次他从马路上捡回一片彩色字纸，上面有招募图画，以为可以免费上学，高兴极了，爷爷告诉他，那是教堂的传单，人家是招募义工！一下子跌入冰窟窿。
我上学不久，有一个女老师姓钱，对我很关注，老打听父亲在哪儿，现在怎么样？回来与父亲一说，他回忆起那是他辍学前的同学，就坐一张桌子啊，还是校董的女儿！想不到她今天来教我儿子了？开家长会时他特意去看望了钱老师。我估计父亲那时的心情，只恨没听到9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那首校园歌曲，高晓松填词谱曲：《同桌的你》。
三年级前，父亲给我订《儿童时代》，三年级后订《少年文艺》，一直到文革前家境渐窘，他停了自己的《解放日报》，也没有给我停这份杂志。《少年文艺》我曾经拥有全套，现在很怀念，却被弄堂里的孩子东借西借，一本都未留下，但无形中给我形塑文科偏好，再难散去。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带我去南京路“朵云轩”看字画，一笔字、一张画反复琢磨，还要在手心临摹，一泡就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这就苦了我，年龄小，看不懂，耗时间又长，遂起厌腻，以致我很长时间对字画古迹、文人情趣格格不入，就跟吃红薯吃伤了一样。
那时电影院新片公映，会提前给各单位宣传干部发两张招待票，免费，父亲即带我去。早早场电影不看了，跳过同龄人都爱看的少年电影，一下子进入成年人阶段，又造成一个反差。很多同龄人看过的如《七十二家房客》《三毛学生意》，父亲不屑。他厌恶本地滑稽戏，认其为油滑、低劣与地域偏见，充满上海人的恶俗气，格局狭小，一如他后来厌恶赵本山；同龄人从未听说过的那些西方译制片，如《木木》《复活》《天堂里的笑声》，很“小众”，他却在我不适宜的年龄带我去看。他尤为欣赏老舍和北京人艺的《茶馆》，认为那才是舞台艺术，大气。三十年后这家剧团来上海首演，我咬咬牙给他买美琪大戏院前排居中最昂贵的座位，他那个高兴，还特意在演出前与演员攀谈了一会儿。但他不知道我少年时的尴尬：那时与同龄玩伴聊戏聊电影，我看过的他们闻所未闻，他们耳熟能详甚至能模仿的我都没看过，双方都觉得怪异。这种教育带给我的面容显老，与年龄不相称，看上去比同龄人大几岁，以致高年级同学称我为“留级生”。因为老得早，成年后反而不显了，于是自嘲为“水洗布，自来旧”。
还有两件事，对我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也造成“负能量”。一是爷爷得罪本单位官僚，被克扣了两级工资，从六十元降到四十八元，这在今天微不足道，但在60年代初不是小数。父亲不服，给各级机构写申诉，一直告到上海市委、华东局。但他毕竟是干部，知道这种告状信最后还会落到被告状的官员手里，一旦辨认出字迹定会打击报复，于是他将这些状纸修改定稿，交由我誊抄再发出。这对一个小学生是苦役，往往要抄一个星期天，我就这样记住了柯庆施的名字。那幺小的年龄参与“信访”，成了“上访户”，这对一个孩子心灵会带来多大影响？[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