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诉我礼堂里有我的大字报，我吃完晚饭便到礼堂去看。礼堂里贴满声讨我的大字报，成了我的大字报专室。我一篇篇看过去，大字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白字连篇，语气非常凶狠。但鸡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只有一张以系总支三位委员联名写的大字报最有分量，揭发我反对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鲁晓夫，并有我亲笔写的文章和使用过的教案为证，很难赖掉。我算被揪出来了。我从礼堂出来，骑车直奔水上公园。我需要冷静思考对策，使自己摆脱险境。路上我不禁背诵起张元干的《贺新郎》来：“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大概因为这首词与我当时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涌出。我高声朗诵，不怕红卫兵听见。听见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听不懂。我骑到水上公园，把车靠在柳树上，自己坐在河边。我得考虑被揪出来后如何对付。我确定两点，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伤害并尽量帮助别人。我对“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热，不仅失去狂热，而且不再盲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欣逢其事。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道：“师大附中的同志们万岁！”我听了热血沸腾，愿为他牺牲一切。在以后形形色色的运动中，我都是骨干。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那时我是材料组组长。虽区区组长，但岗位非常重要，批判肃反对象的材料都经过我们整理。不久我便与领导小组负责人发生第一次冲突。他要把一个十七岁的炊事员定为反革命。这个炊事员的罪行是经常在厨房里表演“反动节目”，逗大家一乐。他自己先说一段快板：八路军吊郎当，破鞋破袜破军装，破子弹破大枪。说完有人问他：你是谁？他挺胸说：我是蒋介石第二。听的人哈哈大笑，有时还让他再来一遍。接到检举材料后我们去调查，他又高高兴兴地表演了一遍，一点都不害怕。负责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叫我整理他的材料。我说他是落后青年，二百五，哪有反革命公开说自己是蒋介石第二的？这个青年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平时干活卖力，人缘很好。我坚决不同意整理他的材料，负责人让步了。在我担任材料组组长的时候他没被定为反革命，他以后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我又与负责人发生过几次冲突。他在会上揭发肃反对象时往往歪曲我们整理的材料，添加很多材料上没有的东西。我找负责人，指出他说的很多东西材料上都没有。他说以后注意。以后他不但没“注意”，反而变本加厉，添加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耸人听闻。我问他要不要实事求是，不根据调查材料胡乱揭发不等于坑害人吗？他火了，说我一贯右倾，立场站在敌人那一边，不适合担任整理材料这项重要工作。很快我就被撤下来了。
我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揭发胡风的材料也怀疑起来。从信中摘出几个句子就下结论，很可能断章取义。比如“他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去掉“国民党骂”，或改为删节号，就变成“他说共产党是共匪了”。这种深文周纳的手法自古有之，是统治者迫害文人司空见惯的伎俩，为什么在新中国又死灰复燃呢？不久又开始鸣放和接踵而至的反击右派斗争。鸣放期间家里人告诉我不许胡说八道，不要贴大字报。我说很多人说的话都有道理，他们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以便改正，有什么不好？我姐夫厉声说我是温室里的花，不懂得阶级斗争。我的三个姐夫都是从延安来的，两个还参加过长征，是部队的领导干部。老干部都有过挨整的经历，所以说话非常慎重。比如，我曾问一个姐夫，彭柏山怎么会是胡风分子，他只回答了一句：“彭柏山打过仗。”答非所问。其实表达了他对彭柏山的态度。我中学的几个老师也是从延安鲁艺来的，给我讲过不少延安整风的内幕。内容就是韦君宜在《思痛录》里所披露的那些，但在五十年代初期没到过延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也不会说。我脑子里自然比同龄人多了几个问号。我这几位老师大概在延安时期整得还不够，没有汲取教训，说话随便，五七年通通被划为右派。
我听姐夫们的话，鸣放期间没贴过一张大字报，学生要我参加罢课，我劝他们不要罢课，并说你们不去我一个人也去上课。我表现得算不错了吧，但仍然险些被划为右派。原因是不积极参加反右运动，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批判会上从不发言，会后还同右派来往。书记认为我在心里抵触反右运动，是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还是父亲蓝公武在冥冥中保护了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当全国划右派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党为了表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尊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打击，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刘少奇主祭，董必武代表党中央追认父亲为共产党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党委就不便把我划为右派分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