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过着两种生活，现实的生活让我难以忍受，便逃入鬼狐世界。鬼狐给了我力量，对大喇叭广播的暴力语言似乎增强了承受力，但心病并未消除。反对中央文革的罪名仍像秤砣似的压在我心上。趁红卫兵打派仗之际我溜回北京。同妻子一起到学部看大字报。忽然看到有一张揭发何其芳如何推行文艺黑线的大字报，其中揭发他反对中央文革。大字报说文革前姚文元曾想调到文学研究所来，但何其芳拒绝接受，说姚文元写文章强词夺理，打棍子，文学所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我看过后心中暗喜，但这绝非幸灾乐祸。我与何其芳无冤无仇，何况他还是我敬佩的作家。我特别佩服他的文字，他的书我都有，至今仍藏有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画梦录》。何其芳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无法证实，反正他是走资派，已被打倒。但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我的救命稻草。我马上抄下来，和妻子连夜写造反大字报。何其芳是党内文学权威，我对他过于崇拜，中了他的毒，并在他的影响下，错误地攻击了姚文元同志。我吹捧赫鲁晓夫是中了教育黑线的毒，攻击姚文元同志是中了文艺黑线的毒，虽中毒太深，但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是牛鬼蛇神。我把罪责一股脑推到教育部和何其芳身上。我这样写并不会增加何其芳的罪行，他专案组的人对天津一名无名小卒受到过他的影响不会感兴趣，但这样做有可能挽救我。大字报写好后，我把它贴在红卫兵的两个司令部（井冈山和八一八）之间的墙上，我造反了，自我解放。也许真能解放，也许挨一顿批斗，再次把我赶回牛棚。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为大多数红卫兵对我没有恶感，恨我的几位革命小将抄家的时候手脚不大干净，没当上头头。早上贴出后，中午去刺探，在大字报前走来走去，看看红卫兵的反应，没有批斗我的迹象。下午又去，一个红卫兵竟叫我“老蓝”，我受宠若惊，觉得造反成功了，从牛棚中挣脱出来。多年后听井冈山司令部的红卫兵说，他们讨论过我的造反声明，大多数红卫兵认为现在矛头应指向走资派，不管我了。八一八司令部如何反应我就不知道了。
六
《聊斋》中有一篇《书痴》，写到烧书。郎生酷爱读书，终日讽诵，不管其他事。终于在书中找到颜如玉。颜如玉让他把书全部烧掉，免遭灾祸，郎生不肯。邑宰以郎生为妖。“见书卷盈屋，多不胜收，乃焚之；庭中烟结不散，冥若阴霾。”这是蒲松龄的艺术虚构。烧书不是“烟结不散”而是火光冲天。八月的一天晚上，我们牛鬼蛇神正在学习，红卫兵冲了进来，命令我们到操场烧书。我们赶到的时候，书已点着，我让老鲍跟我一起拨拉烧着的书，我递给他一根长棍子，他嫌长，自己拣了一跟短的，我劝他他不听。这根短棍子几乎要了他的命。老鲍自然是牛鬼蛇神，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所有牛鬼蛇神都大，那年八十二岁。他是清华第一批留美学生，后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外文系资料室管理资料。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他留美时期喂梅花鹿的相片。他就是因为这几张相片被揪出来的。老鲍个子矮小，只有一米六几。他拿着短棍子拨火，被火苗烧着。后面是红卫兵，前面是火堆。后退必遭红卫兵打骂，只能向前拨火。我的棍子长，拨火烧不到自己，想跟他交换已不可能。书烧成灰烬时要用水浇灭，我负责打水。每次打水都偷喝很多水。老鲍则一直被火烤着。八月天气闷热，一个年过八十多岁的老人如何受得了，终于倒在灰烬上。幸亏灰烬已被我用水浇过，不然会被烧死。红卫兵骂他偷懒，但没再管他。烧完书后，我把他抱回教研室，放在桌上。他胸上，胳膊上，都烧出燎泡。我先让他喝水，然后打了一盆凉水给他擦身，他渐渐缓过来，对我说：“他们都是长虫！”我扶他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三轮车拉他回家。人有做人的底线，比如子女不能打父母，学生不能打老师，对年长者礼让，对年幼者爱护。底线被突破，人就不成其为人了。红卫兵都是年轻的后生，怎么对老鲍没有一点同情心呢？我联想起在北京火车站看见红卫兵把一群老太太押送出北京的情景，她们身上挂着“地主婆”“资本家臭老婆”等牌子，有的干脆把成分贴在额头上。她们多半是北京的老住户，因出身而被轰出北京。她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有的人双腿瘫痪，让人看了心碎。押她们的红卫兵没有一点同情心，嘻嘻哈哈说笑，特别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们笑得更开心。看到祖国的花朵得意的样子我同样心碎。
七
红卫兵打派仗后，便不管我们了；不仅不管革命教师，连牛鬼蛇神也不管了。而我这时已成为人民的一员，忝列革命教师行列。我有时回北京，在天津的日子便跟随韩文佑先生一起读鲁迅的杂文。从第一卷《坟》开始。我先读一两遍，晚上坐在他宿舍前的马扎上，同他讨论，听他讲解。韩先生对鲁迅作品之熟令我惊讶。他不仅对每篇都熟，甚至能背出句子和段落来。韩先生讲完后，我回去再重读他讲过的几篇，接着按顺序读下面的杂文。我们就这样一直读完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平均每篇都读过三四遍。韩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对北大、清华教授的趣闻逸事知道得很多，也讲给我听。其中有关清华教授的逸事，张中行先生写入《负暄琐话》，也是听韩先生说的。韩先生还把周作人、郁达夫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借给我看，并且都是初版本，让我眼界大开。他让我先看周作人的《谈龙集》和《谈虎集》，然后再看《雨天的书》和《自己的园地》等集子。我读周作人比读鲁迅吃力，对他那些抄书文章读不下去。韩先生说过了五十岁我就读得下去了。五十岁以后，文革早已结束，是我最忙的时期，办刊物、翻译书、带研究生，没有时间再读周作人的书。现在过了七十岁，仍没再读，只读过论述周作人的著作。那时听韩先生讲鲁迅的还有一位中文系的讲师周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教师。他专门研究叶圣陶，但对五四时期的其他作家也很熟悉，他也谈到很多大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陷。可以说文革期间我上了半个中文系。如今这两位先生都已作古，回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心里仍充满感激，没有他们不知多少时间会白白浪费掉。
军工宣队进入后，就不能再同韩先生一起读书了。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北平沦陷期间韩先生与周作人有过往来，还同朋友办过刊物，这些成了严重的问题。那时把我们教职员编入三种学习班：一类属于有严重问题的，集中住在学校交代问题，不许回家。第二类属于有问题或思想反动的，一面学习，一面交代问题，但可以回家。第三类是普通教职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觉悟，争取思想尽快革命化。我被编入三类学习班，韩先生编入一类学习班，我们两人的处境颠倒过来。我们不能再见面。三类学习班师生混编在一起，学生领导我们学习毛著。每天三个单元，坐在一间教室里学习，即所谓三磨：磨时间，磨嘴皮，磨裤子。我当时已属于革命群众，地位与红卫兵相当，但政治上仍低人一头，在学习班上仍是死角。我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厌恶冗长空洞的发言，可那段时期对这类发言不但不反感，反而由衷感激。如果没有人发言，可能叫我发言。我不得不违心说套话，那滋味难受极了。学习班上有位同学是结巴，喜欢发言，能够结结巴巴讲一小时，我对他简直感激涕零，希望他一直讲下去。有人发言，我便可以回到《聊斋》中去，或在脑子里复习韩先生讲的鲁迅，或复习过去背过的诗词。听着他结结巴巴的发言，我想的是《王桂庵》中的水仙词：“钱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还有位爱表现的学生，喜欢卖弄辞藻，但又用词不当，常念别字，听起来很好玩。比如他把“造诣”念成“造脂”。大概是他新学来的词，颇为得意，一连说了几遍。同学们没有反应。我想起《嘉平公子》：“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我脸上大概露出笑容，这个傻家伙以为我听得人迷了，以后对我特别客气，叫我“老蓝”。我每天都在脑子里复习学过的东西，从不在下面“开小会”。主持会的同学认为我专心听别人发言，态度很好，只是发言太少，如果积极发言，可以不算死角。不久我又获得一个表现进步的机会。
校军工宣队号召革命师生开展大批判，外语系军工宣队要俄语专业学生批判苏修。他们大概从中央首长的讲话中知道苏联有个萧洛霍夫，是苏联文艺界修正主义的鼻祖，便决定批判他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军工宣队头头想出风头，希望外语系的批判文章至少要在全校广播，争取登在校刊上，最好在天津《文联红旗》上发表。他们顾不得阶级路线了，找了三位功课好但出身不大好的学生，由他们组成批判小组，任命一个学生担任组长，并给他们找了一间教室。批判组的学生立即身价十倍，不参加学习班的学习，随意外出搜寻材料（图书馆已经没有了），一起构思批判弘文。但他们只是二年级学生，不仅俄语还没入门，也缺乏起码的写作能力。我敢说，除文理不通的大字报外，他们没写过任何东西。他们写出的第一稿，连系军工宣队都看不上。但他们是革命小将，不会被困难压倒，拿出三天时间务虚，学习毛主席著作，怀着对苏修的仇恨，再次投入战斗。第二稿系军工宣队通过了，但被校军工宣队打回来。这些都是我参加批判组后才知道的。时间有限，系军工宣队急于出成果，通知我参加批判组。有人说这叫以毒攻毒。我提出不参加学习班的学习，并且要求回宿舍去写。他们居然都答应了。我把学生写的二稿拿回家，打开一看，觉得纲上得不坏，只是逻辑混乱，文理不通，对小说的时代背景毫不了解，对故事的情节一无所知。我向姚文元同志学习，保留了学生上的纲，理顺逻辑，改正病句和错别字，一篇蛮不讲理的批判文章就炮制出来了。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革命战争万岁！》，两天后我把誊清的稿子交给批判组组长，对他说他们写的文章很好，我只稍微改了一点，如改得不妥，请再改回来。《革命战争万岁！》很快便以外语系军工宣队的名义在全校广播了，并一连广播了几次。接着刊登在校刊和《文联红旗》上。军工宣队非常满意，批判组的小将得意洋洋。我有机会就向人说，这都是红卫兵小将的功劳，我没出什么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军工宣队竟给了我半个月的假，使我和妻子爬了一次几乎没有游人的黄山。
我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比很多人轻，浪费的时间也比不少人少。我毕竟还没有完全停止学习。这与我对文革的认识有关。文革一开始我就认定又是一次荒唐的政治运动，决不能狂热投入，而要尽量在运动中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但运动如此猛烈发展，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是我始料不及的。现在对文革的权威评价是彻底否定，因为文革把国家的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这算的是经济账，当然对。我觉得还应算一笔伦理道德账。文革把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人类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同样引向崩溃的边缘，而后者对中华民族的损害决不小于前者。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很多负面现象难道与文革无关？我想弄清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设立过各种假说，又都被我一一推翻。我经历过文革，却无法真实地、全面地认识文革。看别人的著作，也不能完全得到解答。也许我们亲历文革的这代人智力不够，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
摘自蓝英年著《那些人，那些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