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一南划破星空
198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一家以出版人文社科图书为主的综合出版社。同年，1980年代影响广泛的民间机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为三联书店带来了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直至今日，这些已经泛黄的丛书，还以其优质的内容在学术界散发着光和热。
编委会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硕士甘阳为首（主编）、由研究西方人文学为主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班底基本上就是甘阳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和同期的朋友们。（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190页）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从1986年12月第一本《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起，十余年间遴选、翻译、出版了50余种现代西方的经典名著，《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小说的兴起》《在约伯的天平上》等成为中国学界的必读经典。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丛书
《读书》杂志编辑扬之水（赵丽雅）1987年6月5日日记写道：《存在与虚无》的征订数竟达十万册。果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对萨特感兴趣么，译者陈宣良对此表示怀疑。他断定，顶多有一千人从头到尾把它读完，顶多有一百人能把它读懂。
据说目前大学里确实流行着哲学时髦风，人皆以案头置放几册哲学书为高雅。（《〈读书〉十年一九八六——一九八九年》，第67页）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1986年6月所拟《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引梁启超的话，“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创办《文库》意在继承前人工作，扩大文化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
《文库》中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译者之一张旭东在2007年再版序说：这本书的翻译完整地伴随我亲历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因此，在译文的肌理里，自然包含了种种1980年代特有的气质、理想、感受方式和语言风格特点。
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角度，朱伟认为，书店复建的第一任总经理沈昌文在1980年代中后期，巧妙地用了甘阳牵头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颗棋子，在思想文化市场上，布了一个极有纵深的局。1980年代前半期思想文化“启蒙”，在“冲破禁区”后，金观涛、刘青峰为首的《走向未来》丛书起到核心影响；1980年代中后期，则是甘阳、苏国勋、刘小枫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辑丛书起核心作用。沈昌文很重要的文化贡献，是以《读书》杂志铺路，推动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一大一小两套丛书的规模出版，构成了三联书店在1980年代中后期无法抹杀的辉煌期。（三联书店编辑部编《大哉沈公》，第35-36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上海学界为基础，由编辑主导，策划出一套兼顾思想启蒙和学术深耕的丛书，这就是闻名远近的“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丛书确定了立足中国、立足当代，只收译作，不收原创，注重新学科、新思潮、新观点，具有学科标志性、代表性，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品等策划原则。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编委会由汤永宽担任主编，陈昕、杨鲁军为副主编，编委王沪宁等9人。20本丛书以鲜艳的明黄作为封面、封底的底色，凸显“黄皮书”明快简洁的装帧特色。1987年初面市，受到读者追捧，首印均在5万册以上，而且印数一再追加，最为火爆的是弗兰克·戈布尔著，吕明、陈红雯译的《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1987年2月第1版首印15万册1个月内断货，即加印至20万册才满足第一波市场需求。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另一本在思想界引发轩然大波的是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著，吕明、袁舟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也是198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10万册。这是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以来具有震撼意义的人类未来“警示”，涉及的领域比《增长的极限》更宽广。作者将熵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运用到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多个领域，质疑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前景，勾勒出历史将不可逆转地步入倒退、衰亡的图画。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归结，在多个学科之间融会贯通的境界和大历史观呈现给中国读者，启蒙意义不凡。
出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切，政治学名著是这套丛书设计的重要选项，第一批选题中有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锋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以及罗伯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锋译的《现代政治分析》，都是比较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为国内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前书1987年2月第1版印数50000册；后书1987年3月第1版印数62000册。
第一批书目中还有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著，张岱云、聂振雄、石浮、宁安生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亨廷顿的理论涉及三个要点：一、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综合体，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政治的变化，而没有政治的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也不可能发展，政治的权威和技巧是保证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二、政治发展的两个方向是制度化和参政化，政治管理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民主化相辅相成；三、政治学研究不应局限于行政体制等政府机构的分类比较，而要从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发展等更为广阔的角度加以探讨。
“黄皮书”的每一本书，编者都要求译者撰写“译者的话”，除了介绍书的基本内容和学术贡献外，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地评说该书的价值和存在问题。
北京三联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上海译文的“黄皮书”，一北一南，划破198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星空。著名出版家陈昕说，“黄皮书”二十本的选定就有二十个不平凡的故事，二十段思想与学术探索的经历。这些故事既有宏大愿景，也有世俗关怀；有深思熟虑，也有意外触发；有个人的青春冲动，也有时代的集体觉悟；有启蒙夙愿，也有学术寄托，由此，编织成为一个美丽的精神花环，留驻在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史长河里，如今回味起来，依然有几分怦然，几分激越。（《理想在前头：给青年编辑》，电子版）
三大知识分子精神团体的形成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团体的雏形，主要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出现。思想性丛书热促进知识分子同类相求精神团体的形成。所谓团体，追求的只是一种纯粹精神。
苏炜称，时北京的人文知识界有三个以“丛书”为基础的文化圈子：以金观涛、刘青峰为主导的强调科学主义的《走向未来》丛书，以李泽厚、庞朴、乐黛云等人为代表的强调传统国学的中国文化书院，以及以甘阳、赵越胜、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苏国勋、梁治平等为核心的高举人文主义旗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苏炜：《听大雪落满耶鲁》，第353页）
金观涛认为，1985年前后的“文化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三大文化“圈子”在1980年代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172页）
中国文化书院创建于1984年，由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朱伯崑、汤一介、庞朴等著名学者共同发起，汤一介为首任院长。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相关学者、研究人员自愿结成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曾被称为“草棚大学”。创院初衷为全面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架起中外文化研究的桥梁，全面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其核心理念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在1985-1990年5年间，书院在学术交流方面，主办了八个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大部分是国际性质的。在学术传播方面，出版了500多万字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百余万字的《中国文化年鉴(1989年)》以及出版《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港台海外中国文化论丛》，《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丛书等。
学者陈来说，“走向未来”的科学精神，“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关怀，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忧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大陆文化讨论的几个侧面。金观涛以科学衡量传统文化的标尺；甘阳则从西方文化的价值判断中国文化，两者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思想界的文化批判思潮，与两者大异其趣的是中国文化书院，其创立宗旨之一，即弘扬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取向比较地认同传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绝非意味着文化书院代表复古或民粹派。文化书院是具有开放心灵的传统文化研究学者的群体。（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第547页）
三大知识分子精神团体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由不同路径共同推动现代化国家思想文化转型。这是与1980年代思想性丛书热互动的历史产物，其中三大团体惟有中国文化书院实现了实体化。进入199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璀璨星散，中国文化书院迄今薪火相传、赓续绵延，三大知识分子团体丰沃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矗立的思想文化立场依然泽被后人，其成员大多成为了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袖人物与中坚力量。
1980年代思想性丛书热对于中国人文化观念启蒙，走向全方位现代化，功莫大焉！
致敬，从1980年代走来的文化前行者、启蒙者和盗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