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幸运的百分之五
这汗颜只是我自己吗？
我出生于1957年，要知道，我们这代人，从小学起就卷到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折腾中。高中毕业是在1974年，伴随“文革”走过了8年，游行、贴大字报、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哪里接受过一年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说是高中毕业，其实，连初中水平也不到。背得滚瓜烂熟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而不是唐诗宋词；阅读的是千篇一律的社论和大批判文章，而不是世界文学名著……
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那是“大革文化命”和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后人谁能相信，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中国，居然一度取消了大学？甚至，长达11年停止了高考？
我和我的同辈人，有幸或不幸，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长大，接受可怜的所谓教育，然后，下乡插队劳动，再迎来了1977年的高考。
许多年、许多代后，历史老人如果再审视我们这一刻的高考，会汗颜吗？会怜悯我们吗？
也许，当年阅改试卷的老师们，已经为我汗颜过了。他们一定有怜悯之心，在我拙劣的试卷上判分，给我带来了运气和希望。我从心底永远感激他们。试卷上有的老师只写姓，有的则留下了他们的全名，勉强可以辨认。譬如，语文试卷词语解释部分是“肖鸣”，作文部分是“毕鸿明”，造句部分是“谭联芬”；史地试卷地理部分是“李黎”，政治部分有四位老师，只认出两个名字——李正仁、付道高……
他们来自何处，我不知道。37年过去，他们都还好吗？
当年到湖北招生的复旦大学的老师，怎么会从诸多考生中选中我？这位招考老师是谁？我也不知道。
据说我们那一届全国的高考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五。
我真的太幸运了，竟然成了百分之五队列中的一员，未来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变。
当然，也是有了那次高考，我才可能走进北京。
4、复旦大学的“入学注意事项”
1978年的过年，在期待中度过。
元宵节将近，一天我去打（当地话“打”即零买之意）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住我。“李辉，你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是吗？”
当时我还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正好要去一个同学家里，与几位知青点的同学见面。见到他们，还没坐下，第一句话就说：“我考上了。”说完，来不及聊天，我赶紧回家，让全家人与我分享这一快乐。
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达的，还有一份《复旦大学学生入学注意事项》。报到时，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校方，这份“注意事项”则和准考证一起，夹在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皮的《中国地图册》里，居然也保留到了今天。
“注意事项”为单页双面，16开，与县城的准考证和试卷相比，它显得正规得多，用的是厚纸铅印通知。“注意事项”共十项。标题左上角，加框印一说明“此件随入学通知书发给学生本人”。虽然是一纸普通的入学须知，30年后，它却有着多重意味。
第三条为我们提供当年的生活细节：“学生入校时，必须各自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迁入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来自外地的学生，必须同时携带当月所需全国通用粮票和到校后第二个月开始的粮食关系转移证明。……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明，都必须分别开给学生本人。”
第六条让人感到母校带来的最初的温馨：“学生须带全年所需衣服（冬季需穿棉衣）、被褥、蚊帐、餐具、雨具、热水瓶及其它生活和学习等用品。”
第八条写道：“办理入学手续时，须交最近拍摄的一寸脱帽半身正面照片六张（务必拍摄报名登记照，切勿拍摄美术照）。复员军人应交不佩带领章的照片。”
正是这一条须知，让我很快走进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近照。报到那天，六张照片，分别贴在登记表、学生证等一干证件上。从那天起，我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7711，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7711026——它将陪伴我一同走过复旦四年，它也是我的毕业证上的号码。
几年前，复旦大学百年诞辰纪念，7711的同学们相聚母校。这一次，几位热心的上海同学为每个同学精心准备了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学入学登记表的复制件。在登记表上，我见到了参加1977年高考之际的我。当然不戴帽子，也不侧着身体，中规中矩，与准考证上的那张照片上的那个我，模样真的大不相同了。
准考证—试卷—入学注意事项—入学登记表，四个小物件，把30年前那一刻的记忆串联起来，具体而生动，令人温暖至今。登记表上填表日期为1978年3月9日。
一个多月后，在大学校门口，一位新闻系的朋友刘平，为我拍下了进校后的第一张留影。
未来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