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3年春天，年轻的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北京与哲学家梁漱溟多次见面，此文中她追忆了当时的情景。彼时的中国，文革过去未久，经历浩劫的知识分子们惊魂未定——梁漱溟也曾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逼迫亲手毁坏父亲梁济的墓园。在舒衡哲的记忆中，被外界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并未被摧毁精神。幸存于文革浩劫之后，已年届九旬的他，依然是那个精神与真理的求索者，言行打动人心。今日的读者，也可从此文窥见1980年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境况。
那一年的北大校园，美丽的春天如期而至。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并与知识界的同道们重逢。我在1980年的夏天，离开了这里，那时，我作为文革结束后首批赴北京大学的美国交换学者之一，刚刚完成了一年半的学习。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还会回来——因为我在撰写一部关于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哲学家，中共早期创始人。北大哲学教授张岱年之兄——编者注）的著作。然而，出乎我的意料，这次回来，我采访到了梁漱溟，并被他深深地打动——梁和张申府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顺天学堂时期，就已是老友。
与梁漱溟的会面，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是一位真正的求索者——终其一生，他都在深刻的精神层面追寻着真理。他的追寻，已远远超越了张申府（以及我在中国与西方所认识的许多学者）生命中充溢的政治与哲学困境。不过，如果不是因为我彼时正在做张申府的口述史研究，我或许会永远错过梁漱溟，也不会在1983年4月29日的那个春日，敲开他北京寓所的门。
在我们会面之前，我的同事Guy Alitto（美国汉学家艾恺，其著作《The Last Confucian》，也即《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一书于1986年出版——编者注），曾写信给梁漱溟，介绍我做的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随后，我也给梁写了信，请教他关于和张申府漫长友谊的一些问题。4月29日早晨，我在北大校园里接到电话：梁先生已准备好，并急切地希望在当天下午两点半见到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北京城中心一栋略显破旧的公寓楼。登上九楼，开门的是一位帮佣的女工，她身后，梁漱溟正等着与我握手——一位已九旬高龄，却依然极为清醒敏锐的老先生。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能遇见这位贤者，是何等的福分。他令人印象深刻。固然体弱，但却如此谦逊、敏锐、细致而体贴。他的品德中没有一丝虚假。他对道德的执着闪耀其间。这与张申府那种自信而仓促的叙述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我见到梁漱溟之时，我已采访张申府将近两年时间。在我面前，张早先的清晰，以及乐于详述自己思想与经历的热情，已逐渐减退。到了1983年5月，我和他的许多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张如何将自己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而我已学会对他宏大的自我评价有所保留。但与梁漱溟的相遇，为我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思考路径：在梁身上，我得以见证一种超越哲学的生命。
梁漱溟让我窥见了一位饱经折磨之人的内在世界——他始终在苦难之上寻求一条精神之路，并试图抵达某种可以疗愈历史创伤的持久真理。
我后来又三次拜访了梁漱溟。分别是同年5月的6日、14日、17日。我们于5月27日告别。每一次见面，我们似乎都更为亲近，更为坦诚。我不再急于提问关于顺天学堂的问题，也不急于比较他与张申府对罗素的不同看法。我只是慢慢啜饮茶水，注视着他瘦削的面庞，在寂静无言之中，体会他内心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