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多次的见面，让我对梁漱溟与张申府的旧日情谊渐次了解，也同时有幸听到他关于自身精神探索的片段——尽管这些内容与张的哲学探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张申府访谈录》中文版封面
5月14日，我们进行了最长的一次谈话——整整三个小时。梁漱溟一如既往地热情迎接我。他穿着旧旧的中山装，光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他看起来不苟言笑，事实上，他始终是一位严肃的求索者，对世界如此，对自己亦然。他那深陷的双眼直视着我，我们坐下来，开始交谈：
“无论别人如何称呼我——比如你那位美国同事阿利托称我为‘最后的儒家’——我首先是一个佛教徒。我一直不吃肉。我也一直在试图理解苦难的根源，并努力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将其拔除。”
说完这番话，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仿佛放置在我们之间的那株盛开的红色仙人掌，吸走了他的声音。我第一次走进他家时，就注意到了这株仙人掌——在整齐排列的书籍之间，它格外醒目。那次我拍照时，他没有戴帽子。我隐约觉得，那株生机勃勃的仙人掌正映照着这位老人的性格——在中国二十世纪翻天覆地般的动荡岁月中，他始终葆有那一份被细心培植的顽强精神以及道德上的独立。
张申府与梁漱溟都以思想独立为傲。张以其独特的才智探索西方哲学，而梁则不断探究他所称的“民族心理的基础”。谈及两人的差异时，梁始终称他为“张先生”——这种礼貌出自长期修养的谦逊与对他人的尊重：
“张申府先生，比我更了解西方。他亲自见过、读过的都更多。我不会读外文，虽然学过多年英语，但久未使用，几乎已经忘记了。张先生在这方面帮了我很多。他懂多种外语，而且掌握得很好。我常常依赖他借书、讨论那些被翻译成中文却并不可靠的西方著作。我们当时在北大的兴趣就不同。我研究佛教认识论，张先生研究数理逻辑。至于他的哲学……”
说到这里，梁的声音渐渐消散。他显得疲惫。我告辞时，他又邀请我再来。显然，这些谈话对他而言，其意义不仅只是为我提供一些参究的资料。
三天后再访，他愿意进入更为个人化的话题。我们谈到他与张申府在对罗素的看法上的差异。与我口述史的主角张申府不同，梁对罗素“理性主义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的主张持批评态度。他曾一度对Henri Bergson（即亨利·柏格森，法国哲学家——编注）感兴趣，但后来通过融合中西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道路。
梁并不直接批评张的观点，但通过谈话，他让我逐渐看清，是哪些经验塑造了他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张申府曾加入又退出共产党，而梁则努力保持在政治纷争之外。1936年，张申府因学生运动被短暂监禁时，梁曾前往北平探望；1957年张被划为右派时，梁与他的友谊也没有断绝，并曾去探望困境中的张。同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申府也尽力与梁保持着联络。
在我真正见到梁漱溟之前的两年，张申府曾动情地对我讲述梁在1960年代的遭遇：
“我的老朋友梁漱溟，被一再殴打。红卫兵闯入他家，逼他下跪，用鞭子抽打，还烧了他的书。我尽可能地去看他。他当时真是一个被摧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