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报道，已身陷囹圄四年多的中国记者董郁玉被检查出心律失常，肺部发现肿瘤。他的家人呼吁当局实行人道主义，让董郁玉取保送医，以接受更好的治疗。
董郁玉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9年因参与天安门抗议，被下放劳动一年，后回到《光明日报》工作，曾任评论部副主任。2022年2月董郁玉在北京失去自由，2024年被以“间谍罪”判刑7年，尽管官方未能提供定罪证据。董郁玉是中国资深的记者和评论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养丰富的政治学研究者，在1998年就与人合著出版《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一书，呼吁宪政民主与民主。
2013年，董郁玉曾在《炎黄春秋》刊文评论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对这本书的价值，以及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文革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今年正值文革爆发六十周年，本站精简此文，重新刊发，并在此呼吁全球知识界关注董郁玉的案件以及他的处境，希望这位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能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中译本，于2012年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该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1980年代和1990年，曾由中国内地的出版社删节后出版。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旁征博引之全面，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官方党史、或者说是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使读者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文革起源历史的具体是非中，而不可自拔。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文名：马若德）
1.谁的文革？
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以证明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西方格言——编者注）。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而同样的事实，如果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政策并实施的结果。
而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一个掌握了国家全部的政治权力，从而应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或所谓改革派、保守派代表整个党，并承担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这样，文化大革命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等一堆党内事务。
这种叙事框架，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