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都成了这个“神性”的证明。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祗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祗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祗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纪”？（《大跃进1958—1960年》第314页）
也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构，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他本人则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因此，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指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政治实践。
至今，“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天安门上那句证明毛仍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源》一书，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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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