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一书，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党内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英文版封面
3.谁的责任？
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虽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的基础——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也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