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诠释他们所主张政策的好、坏。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中共党史叙事中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政治目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译本封面
2.谁的政策？
对国家政治而言，一项公共政策，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党内政治权力。这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49—451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起源》一书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原本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具体实施政策的人，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也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的分歧，只能以前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的参与者都清楚，此时，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而毛泽东由此产生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