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北京正义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审判长威严地告诉工作人员：打开幻灯机。
白色的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老人被揪斗、毒打的情景。人们看清了，这位老人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害致死的部长——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幻灯片放完了，大厅内又响起了审判长的声音：“江青，这是你诬陷张霖之以后，发生的批斗场面，因此，对于他的死，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承认吗？”
江青从椅子上站起来，努了努嘴唇，什么也没说。
“我再问一遍，你承认对张霖之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审判长说到第三遍时，江青才勉强地点点头。
“你应该明确回答本院提出的问题！”
江青不能再沉默了，她用极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承认，承认对他的死有责任。”
她必须负责任！
1966年8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人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内容：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上街游行。
煤炭部党委也跟随大势，召开民主生活讨论会。张霖之主持会议。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被一位发言者指责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吗？！”
会后，这位揭发者的发言被整理成文章，起名为“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
张霖之气愤至极。这纯粹是诬陷，一个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满足，就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除了他都可以证明，他从未说过这些话！
原来，揭发者是因为没能提职为副部长而诬陷张霖之。
为了保护脾气耿直的张霖之，让他脱离是非的漩涡，他的夫人李蕴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中央允许张霖之到外地休息一段时间。
9月2日，经国务院主管工交口的负责人批准并报请周恩来总理同意，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当天，他踏上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央文革小组”盯上了张霖之。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康生手持一大堆材料，说有人揭发张霖之反对毛主席，并肯定地说张霖之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等人也跟着附和，表示同意康生的说法。张霖之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地被确定下来。
几天后，江青亲自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她拉着腔调，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煽动他们造反：“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呵，呵，我们支持你们，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不久，在大庆的张霖之接到了让他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
他立即返京，于12月18日傍晚抵达北京站，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经被抄，张霖之无家可归，老同事段君毅派出自己的红旗轿车把他接到京西宾馆。
车入长安街，马路两侧的路灯亮了，往前望去，就如一条波光闪烁的长河，但此时的他已无心欣赏京华夜景。车经过北京饭店前时，他下意识地往左看去，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真没想到这样，真的忍受不了，一股被侮辱的愤怒之火从他心中升腾，使他难以控制自己，转身握住前往车站接他的妻子的手，眼睛红红地大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红张”，李蕴华闻此一惊，这是丈夫几十年前的称呼呀，怎么也提了起来？
那是抗日年代，华北大平原养育大的张霖之，个子虽然不高但粗壮结实，他终日奔走在田园村庄、青纱帐，太阳和风雨把他的脸庞、胳膊、脊梁、腿脚都变成了黑红色，加上他常用化名，用过几十个，谁也叫不准他，便习惯叫他“红张”，冀南的老百姓这样叫他，伪军衙役也这样称他。
“红张”是张霖之独特性格的反映，是张霖之红色经历的证明。
此时旧话重提，惊住了李蕴华，她赶紧安慰丈夫：“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咬咬牙挺住！”
张霖之知道妻子理解错了，便坦然地摇摇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决不会寻死、自杀，那是见不得人的事，要么就是彻底灰心了。我自己有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也有决心改正。‘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还要努力理解、努力紧跟呢！”
这一夜，气温骤冷，上天好像明白张霖之只有一个自由的夜晚似的，悠悠地飘起了雪花，把大地变成一片洁白。
次日凌晨，张霖之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去北京矿业学院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
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部，猛击两拳。随着肋骨的断裂，张霖之应声倒在地上
在矿院一号楼313房间——经济系六四（2）班废弃的学生宿舍里，四个红卫兵的小头头开始审讯他们的部长，之后便监管他的行动。
24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北京矿业学院的教学楼前，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顿时，等候的人群中响起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中央文革’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口号声，走在前面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声赫赫的戚本禹。他目不旁视，径直走向会议室主席台中间的软椅：“同志们，我和××同志是奉江青同志之命来的，你们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行动好得很！”等着一阵“欢呼”的声浪退去，他扶扶眼镜接着说：“不过，现在你们的火力还不够，还要集中轰，狠狠地轰。煤炭部在北京饭店对面，那里发生点什么外国人都可以看见。你们搞得热闹了，在那里、在大门口造反，可以震动全世界！”
事隔两天，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张霖之正在房里认真学习毛主席自“文化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忽然，门被“嗵”的一声踢开了。一群学生呼啦啦拥了进来，没等他看清那些陌生的面孔，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侧，猛击两拳。随着肋骨的断裂，张霖之两眼生泪，头晕眼黑，应声倒在地上。他愤怒地抬起头，喝道：“不许胡来，不能武斗！”话音未落，一个人扑上来，揪着他的头发狠命地拖扯，另一个人把一块写着“彭真死党张霖之”并在上面打着黑叉的大牌子挂在他头上。混乱中，张霖之的半边头发被连扯带剪地剃光，斑斑血水滴落在胸前的牌子上，染红了上面贴的纸，又滴在眼前的水泥地上。最后，他被押上了楼外的大卡车，开始了第一次游斗。
就在这持续三个小时折磨的同时，煤炭部那个没当上副部长的“老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策划更大更残忍的迫害。
12月28日，在煤炭部大礼堂举行的批斗会上，这位“革命领导干部”亮相了：“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粗大的喉结在他干瘦的脖颈上上下滚动，“本禹同志的指示，对我们来说是动员令、是催征鼓。我要像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和你们一起冲锋、扔手榴弹——”
“别摆老资格，少废话！快点揭发！”不知是谁在下面高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