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五四之后几年精神世界的寂寞曾令人心灰意懒。当时仍以五四传人自命的，寥寥几人而已。然而，正如以后人们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这个符号，在二十世纪中国愈来愈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从长程的历史眼光看，无论是好是坏，二十世纪与中国国运息息相关的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都滥觞于五四。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切重大变动，冥冥之中都与它隐隐牵连；中国的各党各派，多以它的继承人自居；人们唯恐与它沾不上边。而五四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各种论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各说各话，众声喧哗”。唯其因为如此，五四已成经典，紧紧黏附在中国历史上了。
诚然，与五四不同，六四，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在今天的中国，尚未登堂入室，远远未成正统。不唯如此，多数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正如前面提及的，已有年长者与年轻者，傲然以其守护者和传人自诩。同时，笔者也注意到，不仅是自由派的知识者如此，也有其他派别的知识者，如新左翼（或其自称的自由左翼）的汪晖先生，在一篇长文中，也把八九运动注册为左派的商标，把它纳入左派的话语系统。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一个现象。它恐怕是一个小小的端倪，预示着无论当局愿意不愿意，无论当局用多少努力来封锁，六四，不可抗拒地，势将作为现代中国的一项公共精神遗产，而进入中国绵长的历史。
我斗胆敢以此预言六四的命运。
笔者过去曾对六四有过基本评估，至今未变，愿录于此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
“要想中华文明的精神获得拯救，无须八方寻觅，”上穷碧落下黄泉“；只需从当下做起，从恢复六四的记忆做起，从凭吊六四亡灵做起，从昭雪六四冤案做起。
六四，是中国的十字架，是国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只有由六四的血凝成的十字架高悬在国人的精神天空之上时，才是中国逃过大劫，获得救赎的最后机会。“
地火终究要冲出火山口，汪洋恣肆，重铸大地的景观。初，是正义降临的审判。后，是全民和解的飨筵。
十五年了。钟声响了。那最后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祭日）
*****************************************
3)把杀人看作杀人——“六四”十六周年祭
对殉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已经十六年了。“六四”的亡灵在天安门上空仍然没有瞑目。我们这些未亡者，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如陶渊明诗所说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十六年来，天安门母亲们，声音嘶哑，泪水干枯，但是，屠伯们歌舞升平，逍遥复逍遥。拿钢刀的拿软刀的，正在“保先”——保持他们锋利刀刃的先进性呢。人们好奇的是，这个“先”，如何“保”？
我今天着重谈拿软刀的。
与历史上所有的惨案责任者一样，六四之后，当局把惨案锁进黑箱，层层加锁，成为禁忌。同时，对年轻一代实施精心制作的一整套遗忘政策，企图把这件事在人类记忆中消除痕迹，彻底抹掉，似乎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正是奥威尔在《1984年》中描写的“真理部”所做工作的完整翻版。
但是，最近几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当局似乎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扩展，财大气粗了，于是，开始试探着公开为屠城辩护了。前几年，其主要辩护论调为：六四镇压，导致了社会稳定，从而实现了经济成长。最近，人们注意到一种新的论调，它精心选择了两桩事件作为对比，把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的举措来和1989年六四事件时中共当局的举措作了优劣比较，从而制造出一个决定论的历史图景，以此来贬低前者，褒扬后者，为屠城辩护。
第一种所谓镇压导致经济增长的论调，已经有不少人直斥其荒诞。事实上，六四屠城后，1989至1992年，中共重新强化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全面倒退，国内外贸易萎缩，经济一片死气沉沉。那才是镇压的直接后果。六四之后近三年，在那种全面停滞情势下，在经改将死的前景笼罩下，为挽救自己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才被迫实施“南巡”，重新强化已被镇压下去的经济改革，重新走上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淡化经改的意识形态争论，鼓起第二波经改风潮。这就是表明，在极权国家，往往是，民间的抗议和独立诉求被镇压下去，当时的政治态势更加两极化，政治走向僵局。然而，民间诉求的一部分并未死亡，通过一段历史时期后，它将借助各种形式复活，对修改政策取向产生“滞后效应”。简言之，在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上，六四屠城者实际上也在被迫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这一点，前人之述多矣，这里不再仔细梳理。
第二种以历史对比所作的辩护是新出的，笔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
“如果没有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学生闹事，或者只有五四事件而没有后来的政府屈服，也就是说没有演化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能走多远？革命党能成多大气候？
当时在邓小平的头脑中到底浮现了一些什么，已经无法考证了。可历史这个魔术师永远让人震惊，正是1919年6月4日这一天上海和天津两地商人宣布罢市最终导致了北洋政府将军队撤出并停止拘捕学生，正是1919年6月4日这一天政府的屈服使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大逆转。1989年的6月3日晚，邓小平决定不惜一切开枪镇压……
全中国一阵剧痛，但终于避免了一次恶性循环般的历史重演。
邓小平再当一次杀人犯，但终于避免了毛泽东二世的提前复活。“（见《多维网》，文扬：”五四之痒“和”六四之痛“）
文章重新涂抹制作了一幅历史演变图景，似乎中国近百年来的激进主义灾难应当全部归结于北洋政府当年向罢市的市民和示威的学生的妥协让步，居然说“北洋政府的屈服造成中国的政治乱局”。似乎没有这一让步，似乎只要北洋政府像邓小平一样大开杀戒，共产国际就不会染指中国了，中共就不会成立了，日本军阀就不会侵略中国了，毛泽东就不会祸害中华了……。这真是一幅耸人听闻的历史漫画。
这里的第一要害是文章的历史决定论，第二要害是彻底反人类的功利主义。
关于文章中所蕴含的历史决定性演化的逻辑链条，其中没有哪一条经得起推敲，没有哪一个环节的演变是命定的必然的。倘若我们也来历史假设，人们何尝不可以说，倘若北洋政府像邓小平一样大开杀戒，将激起民间与当局的更大的仇恨和更激烈的对抗，共产国际将趁势更快介入中国内乱，加上日本入侵，中国将更快卷入共产主义的漩涡之中……，如此等等。
而事实上，我们若取另外一桩（戊戌）事件与六四作比较，就可看得更清楚了。在戊戌事变中，慈禧与邓小平一样当了杀人犯——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她对维新派一样施行了残酷镇压，她对光绪像邓对赵紫阳一样进行了软禁。但这一铁血手段是否避免了更激进的孙文革命党的烈火熊熊燃烧呢？众所周知，历史无情嘲弄了这种杀人灭火的决定论逻辑。
在六四亡魂冤案未雪的情势下，上述两桩为屠杀脱罪的辩词，是对殉难者的第二次谋杀。
韩国光州事件的启示
其实，与六四事件更切近更具可比性的，是邻居韩国的光州事件。
1980年4月中旬，韩国爆发了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军政府公布了戒严令，民众要求撤销戒严令和全斗焕下台。5月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5月16日光州也有3万名学生与市民示威。5月17日，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并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运动领袖和学生。
1980年5月18日凌晨，全斗焕调数万军队组成戒严军分6路包围了韩国光州市，当日上午10点，在光州民主运动大本营的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与学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军队打死学生数人，逮捕多人。激进的光州学生和市民奋起抗争，到光州火车站、高速巴士总站等地阻拦戒严军进城。军队向人群开火。5月20日晚，20万人在光州的道厅集会、示威。市民组织200多辆出租车、公交车突破戒严军封锁线到道厅助威。戒严军切断光州与外界的联系，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达30万人来到道厅、广场及周围挤得水泄不通。一个青年站在戒严军的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围在一起高唱国歌，军队射杀了这位热血青年。
愤怒的市民成立“民众抗争本部”，进行长达一周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抗活动：组织市民军，与戒严军武装对抗。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与军队开展了街垒战，占领了道厅。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该组织并突破军政府新闻封锁，向全国说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体不仅不客观报导事件的进展，还歪曲事实。市民纵火焚烧几家电台和报社，并自己编发了“民主市民会报”，向全国发布光州抗争消息，如实地揭露戒严军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