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抗一周多之后，五月27日，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尽管有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压过他们的身体入城。戒严军占领了道厅，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主楼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光州“5？18”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
据官方报导，“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伤，730人轻伤。
光州“5·18”事件平息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白色恐怖笼罩着韩国。5月28日在光州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1980年～1983年，有700多名新闻工作者因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年～1986年，每年都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因政治诉求被开除。
“5·18”运动被镇压后，政府高压，新闻媒体沉默。政府在提到这个事件时，被轻描淡称为“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乱”。
不久之后，韩国争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这时，反对党的改宪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韩国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对国际社会改变政治形像，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
全斗焕下台。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死难者家属获得赔偿金。
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被法庭公审，以内乱罪被判处重刑。
总起来看，应当说，中国天安门的学生与市民比光州学生市民温和文雅多了。光州市民进行了武装反抗，并焚烧了政府控制的几家电台和报社，而北京市民则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更有意味的是，在韩国，并没有因为为光州事件的昭雪正名而走向激进主义氾滥成灾，没有发生文扬文章所预期的“各地乱党揭竿而起”的局面。同时，也没有因大屠杀之后一段时间内社会表面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而放弃对负有镇压责任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的审判，尽管人们承认他们在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是有功劳的。
在绝对的律令下，任何政绩都不可能抵消杀人罪。正义是没有替代物的。
回到基本常识：把罪恶看作罪恶
所有为屠杀辩护的论调，其核心，说到底，无非是宣称，我们是为了其他人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你们的。
前面的论述已经很清楚，历史决定论是虚妄的。牺牲当下人们的生命，并不确定是否能赢得其他人的长远利益。
更根本的是，谁有权利以下一代人追求富裕的名义、以未来的长远利益名义，或以任何其他人的名义，来屠杀当下活生生的国民？谁授权给你了？通过何种程序授权给你了？你从哪里获得代表未来人或整体国民的权利？
更深一层考察，难道未来的人与我们当前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吗？何以为了他们的福祉就要夺取我们的生命？他们高人一等？
因此，历史，不可能作为杀人的遮羞布。未来，不可能把当前的杀人合理化。
没有任何“反思”能够为野战军上街屠杀徒手平民作辩护。无论通过何种精心制作的“反思”话语，杀人也不会变成“温柔的抚摸”。无论运用如何精巧的理论包装，罪行也不会变成“历史的功勋”。
让我们回到常识：把杀人如实地看作杀人。把罪恶如实地看作罪恶。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恶性循环般的历史重演”。
让我们把常识深植心中，祭奠天安门的亡灵
（2005年六四16周年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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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个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绕过重重叠叠的路障，目睹满街疮痍，遍地狼籍。由于交通瘫痪，路上居然屡屡见有骑自行车并扛车跨路障的去机场的旅客。我的车左奔右突，总算抵达了虹桥机场，登上去美国访学的飞机。从机窗回望家园，耳边似乎还在回响着这50天来亢奋的呐喊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反观机舱之内，乘客寥寥无几，神情萧索木然，互不交谈。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弥漫着狼烟的故国。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自那时至今，十七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化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征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扎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征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平等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至今。
…………
诸“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