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千百次地想像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着，成为人见人爱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不是我的故乡。
据说，北京当局最近非常关心国人道德，欲在中国推行正确的“荣辱观”，倡导“八荣八耻”。我只能直捷地说，免了吧，何须用如此复杂繁琐难于记忆的字句。什么是耻？六四，就是最大的耻，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灵就是中国之荣。你们有了这一“荣辱观”，就一通百通了。
中国老话云：知耻近乎勇。特此郑重录下，并转赠中南海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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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今又六四，多事之秋……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自1989至今，已经十九年了。
然而，今年不同凡响。2008，恰如1989，命定将以“多事之秋”彪炳史册：年初横扫南中国的特大雪灾，三月西藏僧侣的示威与被镇压，四月奥运火炬传递的抗议与反抗议，西方各国对北京当局的同声谴责，大陆反西方民族主义风潮之狂飙，四月底山东火车汽车惨烈相撞，最后，则是五月十二日撼动全球的汶川大地震。
目睹四川地震尸横遍野的照片，不由不令人想起十九年前血流漂杵的长安街。国人遭受的这两次刻骨铭心的劫难，是最近三十年中国之痛的巅峰。一为天灾人祸，一为暴政人祸，双管齐下，蹂躏中华。国人何辜，竟至遭此荼毒？
无可讳言，1989和2008的巨大创伤，是当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是中国在历史转型历程中的巨大阵痛。而1989，虽然时距较远，但是由于它浓缩了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光荣与梦想，由于它预示了接踵而至的二十世纪的巨变——共产主义失败，由于它成为历史的转折路标，因而，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重量。
灾难的历史后果是复杂而多面向的。所谓“多难兴邦”，一厢情愿地简化和美化了巨灾大难的各各不同的历史后果，着眼于宣传效果，罔顾于历史事实，诚然有矫情之弊。
然而，特大的灾变及其前后的社会氛围，具有导引社会心理变迁的巨大功能，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人们不会忘记，在1989年百万民众抗议的神圣氛围中，北京出现了著名的“小偷罢偷”现象，当年学运中，我们看到，一个多月前还沉溺于考托福、忙出国、谈恋爱、打麻将的大学生们，当精神的天空风生水起时，同样是他们，却突然坠入悲情汹涌的政治抗争中，前后表现，判若云泥，直直令人跌破眼镜。
而2008，人们记忆犹新，在汶川大地震中，“自发救灾，慈善捐款”的善行，风起云涌于日常麻木迟钝的普通国民中；而自我中心一代青年的悲天悯人情怀，也突然奇迹般涌现出来，在在令人刮目相看。
历史屡屡表明，人类在遭遇巨灾劫难或震撼性大事件时，会产生社会心理的骤然变迁，会出现价值体系的剧烈转换。至于变迁的具体方向，是正是负？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坠落？则取决于当事者平日隐而不显的神秘的精神蕴藏。
人们注意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庸常的生活退隐了，而某种“崇高”性的心理体验翩然降临。一些平日斤斤计较无比看重的事物，此时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与精神体验，此时突然获得神圣的地位，不容亵渎。这是巅峰式的精神体验导致的精神洗涤与升华，笔者称之为“灾难的宗教性效应”。的确，大难中的精神升华，极其类似于宗教体验。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现代中国的十字架，是有实实在在的精神理据的。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大地上像野火一样弥漫的宗教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该事件的属灵的回应，它孕育了一场伟大的宗教勃兴。
而这次空前惨烈的汶川大地震，难道不会酝酿一场普遍的宗教感悟？当然，多事之秋的2008，远未收场；历史大剧，尚未落幕。两个月之后，在首次作为东道主北京，奥运会即将鸣锣开张。在一场巨大的生命与精神的洗礼之后，在六四亡灵持续十九年的审视下，这张巨大的画幅，将展现出怎样一幅幅场景呢？北京政府，正在战战兢兢，发布种种空前严厉的禁忌措施。而历史之神，也正在睁大眼睛，俯瞰众生，翘首以盼。
十九年了，六四亡灵携带着未了的遗愿，在天国徘徊。如今，四川地震遇难者的魂灵，该与他们在天堂会面了吧？
佛说，众生平等。不过，死亡比生命更加平等。死亡比生命更加自由。既如此，让我们祝福他们，为他们献上未亡者的深深的祈祷。为中国，为人类，也为他们心中未了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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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若干年之后，让我们设想，当历史的审判终于降临，中国的六四血案终于昭雪，正义终于获得伸张，长安街的冤魂终于含笑瞑目于九泉，四海之内普天同庆之时，人们或许会问，在那些血雨腥风鸦雀无声的黑暗岁月里，在尘世间，谁是死不瞑目的、在天安门上空飘荡的冤魂的主要人间代言人？是谁在为那些亡灵夜夜祈祷，日日招魂？英灵们的遗恨遗愿，主要是通过谁的口中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