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我们在刘昭下了火车，天色已晚，明天早晨才有车去往十五团，只能住在五原县的十五团转运站。早就听说过这个转运站，只是没有机会入住。恰恰没有房间了，只好在边边角角的库房委屈一夜。窗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室内呼口气都凝结在眉毛上成霜。我们母女俩挤在一个被窝里，把大衣帽子围巾棉被和所有能利用的都用上，包裹得严严实实仍然止不住瑟瑟发抖。
母亲把我紧紧的搂在怀里，用她的体温为我驱赶寒冷。21岁的我，依偎在母亲怀里，突然有了心动的感觉。那时还没有听过“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支歌。但是我感觉的到：母亲的怀抱是那么温暖，那么安全，我觉得我还没有长大，我不想长大。
第二天搭上长途汽车，在冰天雪地里颠簸，记不清用了多长时间到了十五团团部下车。离二连还有几里地，我们沿着被车碾马踏人踩后，又冻得梆梆硬的乡间公路，三步一滑五步一出溜，直到下午时分终于回到了连队。
我上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和转农村插队申请。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焦灼中的等待。
母亲陪着我在连里住下了，正好体验体验兵团生活。首先是又黑又粘的馒头让她难以下咽。那时我们吃的是自己种自己收的麦子，那年收割以后赶上了连阴雨，小麦都还躺在地里，没等拉回来脱粒就发芽了，发芽小麦磨出的面粉灰不出溜，不但不好看，还又粘又糟没有韧性，无论做什么都粘跩跩的，尤其发面蒸馒头永远不会熟，攥在手心里一捏，就是一个粘疙瘩。头两天还有从北京带来的烧饼咸菜，很快就吃完了。母亲对着粘馒头发愁，实在难以下咽。第一食堂的炊事班长钱彤文像大救星一样，端着一碗面条汤送到母亲面前，一圈人围着母亲劝她趁热快吃。
我心知肚明，这样一碗面条汤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享用的，要么你感冒发高烧不退，要么你跑肚拉稀闹肠胃病，连队卫生员给你开了病假条允许你休息，又特殊批准吃病号饭，把病号饭条交到炊事班，走了这些程序才能来一碗！大家都眼巴巴盯着那漂在上面的油星儿和葱花儿，闻着胡麻油炝锅儿钻鼻子的香味儿，个个馋得咕等咕等咽口水。
我是班长，必须得端着班长的架子躲得远远的，更何况是自己母亲的面条汤。母亲手捧着汤碗，环视着周围一张张年轻的脸，迟迟下不去筷子。“吃吧，快吃吧，要不就凉了……”我看到泪在母亲的眼眶里打转……
从此，母亲难忘这碗热汤面，多年后只要一提起兵团往事，就念念不忘有个炊事班长叫钱彤文，念念不忘那碗漂着胡麻油炝锅香味儿的面条汤。
母亲转遍了连队的角角落落。男生宿舍区、女生宿舍区、家属居住区、医务室、连部、小卖部、伙房、礼堂（食堂）、猪号、羊号、马号、厕所、开水房、菜窖、东水井、西水井，甚至猪号前面堆砌的十来个沤肥粪堆她都围着转了个遍。
母亲是干部，是见多识广的“老政治运动员”，在连队的那几天没有一句多嘴多舌的话。回到北京后她跟我说：知道你们生活艰苦，但没想到苦到这个程度。以前总以为，再苦也不过我们河南干校的水平吧，谁想到比起干校差的远呢，还要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真是难为你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怎么熬过来的呀！母亲禁不住留下热泪。
出乎意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起因是我申请的是“因病转插队”！——如果我申请因病回北京，就很简单，“哪里来哪里去”顺理成章，团里有审批权；但是“因病转插队”，要报师里特批。我和母亲面面相觑。是啊，有病为什么不申请回北京，而是转插队呢？
那时真是脑子缺根弦儿！竟然想不到应该“顺水推舟”改口回北京，硬着头皮傻呵呵“覆水难收”，非要坚持离开兵团去农村插队。现在想想真是愚蠢到可笑——一个病人离开兵团转农村插队，无异于“咳嗽没好又添喘”！耽搁了好几天以后，我和母亲怀着“破釜沉舟成败在此一举”又来到了呼和浩特，托人疏通关系。
一个和我非常要好的兵团战友的妈妈的曾经的部下，认识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的干事，托这位干事找到二师师部主管病困退知青的干事，才特批了我的“因病转插队”申请。十几天之后，兜里揣着自己的非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粮油关系，终于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如梦似幻！我真的可以不再回到这里了？我不敢相信：我的“追梦之旅”真的起飞啦？！
孤独落单的雁
父亲的老家在河北省香河县农村，他十六七岁离开老家到天津一家点心铺学徒，不堪忍受老板虐待出走参加八路军打日本干起了革命。土改时，奶奶享受军属待遇，因此住上了村里最好的地主家大瓦房。奶奶有两个儿子，老大参加革命的路径和父亲不一样，一直在地方为共产党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官”至公社党委书记，经历了被“批臭批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的疾风暴雨靠边站了。伯父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再也没有能力恢复工作，直到1974年秋天去世。
从北京到我们老家，不足200公里，交通还算便利，村前是国道，从马圈长途汽车站开往宝坻的汽车路过，每天都有来回各一趟，可以招手停车上下。五年前，我从北京迁出了城镇居民户口和粮油关系，成了内蒙古兵团战士。五年后，当我怀揣着内蒙古农业工人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回来后，惊愕的发现出了大问题：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落户地点，明确的写着：河北省香河县，我这才意识到失去北京人的资格是多么严重的事件。我没有勇气去落户口，怀里揣着，抽屉里锁着，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又怅然的放回去。得过一天且过一天，心头重重的压着一块大石头。
农村的冬闲是真正的“闲”，不像兵团依然安排各种活儿。很多插队的同学都在北京“猫冬”，我也就“闲”在家里没走。以前回来休探亲假，成天忙得不着家。这次是闲在家里不出门。既不出去找人玩，也不见任何人，总觉得见人矮三分。父亲郑重其事的跟我谈了话：多多看书，别浪费时间，给你找个老师学点有用的东西吧。
老师是刚刚从军马场劳动回来的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英文翻译。一本书，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年龄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就这样走进了我离开兵团后的孤独生活。用现在的时髦词汇说，我“宅”在家里，没日没夜的学习外语，填充空虚的头脑。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午后，有人敲门。正要出门上班的母亲问明客人是我二连的战友，回头大声叫我。几个月没有出过大院门了。我们俩人相跟着来到月坛公园，四目相对，静默无言。我环顾四周，蓦然发现：迎春花开了，春天来了！我平静的说：我要去农村插队了，前途渺茫。分手时，我们郑重握手，互相预祝成功。第二天早晨，我背着行李拎着网兜奔了马圈长途汽车站。
首要的事情是“与组织接关系”。我把档案和户口粮油关系交到了香河县知青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干部。她冰冷冷的面孔和冰冷冷的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你的商品粮待遇以后就没有了啊，和农民一样了啊。”我傻傻的问：“那我吃饭怎么办呢？”“找你们大队领口粮，一个月领一次，扣工分，工分不够交现钱。”当时我只觉得兜头一瓢冷水浇下来。就这样，我又失去了吃商品粮的资格，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北农村老农民。
父亲离开老家已经三十多年了，是村里“官位”最高的。所以我回乡务农这件事，在村里是个爆炸性大新闻！不出半天儿，家喻户晓。我们家院外、大门口儿、围墙墙头儿上就时不时有人探头探脑的。紧跟着，我的舅奶奶舅爷爷、姨奶奶姨爷爷、大爷爷大奶奶、二大伯三大妈、四叔叔五婶子、六大姑七姑父、还有辈分儿比我低的，管我叫四姑奶奶的、叫四表姑奶奶的、叫四姑的、叫四表姑的以及同村出了五服八竿子打不着的、排不上辈分儿的乡里乡亲们，三三两两，一拨儿接一拨儿的登门看我来了，络绎不绝。他们个顶个的关心我，怜惜我。甚至还有当场拍胸脯子保媒拉纤儿的！
奶奶拄着拐棍把地戳的“笃笃笃”响：“我孙女这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回来的，不是犯错误被贬回来的！”我没想到会有这阵势，不喜欢所有人像怜惜宠物似的啧啧围观，灵魂深处是自尊心受到了触碰。我像一只胆怯的小猫儿悄默声儿地蜷缩在奶奶炕桌旁，实在懒得说话，懒得和他们一一打招呼。直到村里实权派人物——大队民兵连长隆重登场。他是伯父的干儿子，复员军人，党员，让我叫表哥；表嫂是村妇联主任，也是大队干部。他们两口子知道了我的尴尬处境，当即拍板儿为我解围：俺俩说了算，今后不许任何人上门烦你了！
奶奶家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中部稍稍偏东偏南一点儿，青砖青瓦，四致周正，巍峨高大，俯瞰全村。我和奶奶还有三姐（大姐在北京工作，二姐出嫁了）住在正房西屋，伯父大妈、哥哥嫂子分别住在西厢房的南屋、北屋。我正式回归了这个大家庭，这样说更准确些。我是奶奶最宠爱受到全家照顾的一个特殊成员。
天黑了，人散了，灯灭了，我挨着奶奶躺下。奶奶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我的脑袋，轻轻叹了一口气，别瞎想，日子不会太难，有吃有喝还怕啥。黑暗中我虽然看不清楚奶奶的脸，但是能感觉到她流眼泪了。
这更刺痛了我的心：记得父亲给我讲过，他参军后三年没有给家里音讯，奶奶执着地寻找。每逢有军队路过，奶奶总是追到村口大路边，见到当官模样的就问：长官，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XXX（父亲的名字）的？这不是杜撰的电影故事情节，而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之间。
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中寻儿子三年，奶奶没有掉过眼泪。今天这个白发苍苍，已经年过九旬的老人，却为了她视若掌上明珠的孙女如今的境遇和出路何在暗中垂泪了。
我躺在炕上，大睁着眼睛望着房梁没有丝丝睡意。乡村的夜晚黑的纯粹，静的单纯，除了远近的狗吠，只听到奶奶和三姐均匀的鼾声，手腕上那只上海半钢手表秒针清脆的“咔哒咔哒咔哒”一声声重重的敲打我的耳膜。兵团的沸腾生活、熟悉的战友面孔一一从我眼前闪过；穷乡僻壤的冷清、陌生亲戚里道操着陌生口音的絮叨也一一从眼前闪过……这走马灯的交替旋转让我头晕目眩应接不暇！生活的大幕还没完全拉开，我就胆怯了！我为自己的孤独境遇惴惴不安……
农民的作息严格遵从天道时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季轮回。天刚麻麻亮，鸟儿们叽叽喳喳叫了，远近的公鸡们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开始比嗓门了。像所有勤劳质朴的本分农民家庭一样，勤快的哥嫂最早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老实巴交的哥哥闷头挑水洒扫，嫂子点火做饭。
我深深吸着带着浓浓凉意的春天的清新空气，里外溜达，无所事事，心情比昨天晚上好了许多。沉闷的风箱呼打呼打响起，袅袅炊烟升起，柴火烟儿混合着贴饼子碴子粥的香气弥漫开来。大妈从北屋窗户下的咸菜缸里捞出几块芥菜疙瘩，当当当几声刀碰案板响过后，筷子、大碗、粥盆、贴饼子笸箩很快摆上了厢屋地上的小饭桌。
北屋小炕桌儿是我和奶奶的餐桌儿，除了碴子粥贴饼子咸菜外，还多了三个小碟儿，一碟儿切碎的小葱儿黄白绿三色相间，一碟儿是大妈自己酿晒的豆瓣儿酱黄澄澄香喷喷，还有一碟儿是黑糊糊发红的一小坨，不知道是什么。我凑上鼻子闻了闻，弄清楚了是给奶奶增加营养的“岁数”不小的酱豆腐，小葱上竟然还有一两滴香油。奶奶笑眯眯的用筷子头儿指指小碟儿，催我快吃。我高声大嗓地宣布，以后就和大妈哥嫂他们一起，在厢屋里的饭桌上吃饭了。奶奶问我为啥？人多好干活，人多吃饭更香！奶奶咧开没牙的嘴笑了。
县知青办还是挺负责任的，听说他们按照办事程序，很快就发文通知到我所在的公社，公社又口头通知到我们大队（村级）：我的待遇是：每出工一天，无论干什么活，都按男劳力最高级别记8分（一个工10分）；每个月领40斤原粮（即玉米粒、小麦粒和杂豆子）口粮，要扣减40斤原粮的价值折合工分。因为我没有存分，扣我三姐的工分。
家里平白增加了一个壮劳力，每个月还有40斤粮食的进项。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是硬梆梆的经济收入呀！我大妈高兴地颠着裹足又放开的白薯脚，进进出出为我忙前忙后，不是张罗渴不渴要不要喝碗水，就是捏捏衣服角儿问问冷暖要不要加件袄。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关于我的劳动报酬标准是不是掺杂进了伯父的影响力抑或是当大队民兵连长的表哥的权利影响。当时我们公社所属的几个村子都没有安排下乡知青，我是唯一的。后来听说离我们村不远，大约十来里地、属于天津宝坻地界的魏庄村有几个天津知青，我从来没想到要和他们串联串联，因此也就无从得知他们是怎样的劳动报酬标准。那时的我一头扎进被推荐上大学的死胡同，除大学招生之外的一切信息全部被我拒绝。
每天我们全体劳动力们都要集中到生产队（小队）队部，由生产队长一一派活儿。我领到了一个像小学生成绩册大小的记工本，早晨带到队部，生产队长慢条斯理地查问应时的各种农活需求，查问昨天的劳动进度，据此给大家分派今天的活儿；那边小队会计有条不紊一一登记每个人昨天的工分。青壮年男劳力每人每天记8分，青壮年女劳力每人每天记6分，依次还有5分的，4分的，能力最低的干一天，只记2分。具体到每个人能享受几分的待遇，比如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计分标准，我都不清楚。10分折一个工，工值的高低随年景好坏和各村自己的副业当年的经济收入水平而定，到年底结算，分粮食，分红，农民们才能见到现钱。
像我们老家这一带，当时一个工值在两毛左右，据说最高的能到七八毛。不过能有那么高工值的村子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准，或许只是个传说。我暗自盘算过，按一个工2毛钱算，我一天可以挣到1毛多，一个月出满勤一天都不歇，可以挣四五块钱！即便扣减每月两三块的粮食款，还有将近两块的“净挣”，一年干下来，除了每月当月即领的40斤、全年总计480斤粮食，还能有20多块钱的分红。难怪大妈对我的到来特别欢迎，高兴得了不得。
春天已到，天气转暖，节气不饶人，农民们自觉进入了春耕的大忙状态。派活儿就在场院的露天地儿。三姐带我第一次走进场院亮相的时候，满院子的人都自发起立，争先恐后地向这个挣8分的女壮劳力行“注目礼”。就连平日不敢喘大气只敢低眉顺眼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们，都从人堆儿后面踮起脚尖儿扒前排人肩膀、伸长脖子够着看，为的一睹我的芳容，然后回头窃窃私语。这在村史上绝无仅有！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农民生活。
我感觉自己就像披挂上阵的穆桂英似的，铆足了劲拉开了大干的架势。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有一句经典台词：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席我都能对付！有兵团大田班五年的劳动历练，什么样的农活对我来说，都是“张飞吃豆芽”！我不晚来，不早退，不惜力，不偷懒，不做作，不矫情。没出一个月，我的表现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人前人后乡亲们议论纷纷：看着不起眼，没想到这个丫头还真挺能干的。
从春到秋的几个月内，我干遍了所有女劳力可以干的农活：捣粪、间苗（玉米苗、谷子苗、棉花苗）、耪地、追肥（化肥、农家肥、氨水）、拔麦子、打场、掰棒子、割谷子、拾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