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我们都到了过六奔七的年龄。对几十年前那段被裹挟地受尽了磨难改变了命运的岁月，我基本是深埋在记忆深处，不愿意触碰。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兵团战友的一次会议，改变了想法，趁现在还没有疾患到痴呆失忆，下决心动笔写写吧，岁月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是1969年3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学毕业生第一批到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五团的。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说是“知识青年”，肚子里的那点儿文化知识实在少得寒酸，实话说只有扎扎实实的小学毕业水平，外加一年不到的正规中学知识经历，“文革”中那几个月零打碎敲的“复课闹革命”，充其量不过是风风火火的大轰大嗡面子事儿。
我走的时候离17岁生日还差半年，穿着冬装体重39公斤，自以为是“窈窕淑女”了，其实还差一大截呢。我刚一去在七连，当年冬天被调整到二连，1973年12月底离开内蒙古，我在那里呆了差三个月不满五年，一直在大田排干农活，担任班长。挖渠、修路、脱坯、盖房，平地、积肥、割麦、打场，跟车、拉砖、浇地、插秧，拉练、出操、巡夜，站岗……练就了“十八般武艺”：
冬天修水利挖渠，爆破后的冻土块要移走就靠抡起二十六磅大铁锤砸钢钎子破开，我记得那时胳膊肿的伸不进棉袄袖子；
盖房子脱坯为完成男女一样的指标，我顶着星光起床备料和泥，披着月光收工，尽管累的拉着胯拖着腿可从没输给退伍老兵和男生；
从猪号往零号地送粪，我挑着一担子粪肥来回一趟就是十几里路，几天下来脚底板打满血泡咬牙硬撑着坚持到底；
推着装满砖的独轮车从副业连砖窑跑回二连，那一车砖的重量抵得过好几个我的体重，刚开始压不住车把，遇到个沟沟坎坎就翻车，磕磕绊绊中细细揣摩别人传授我不翻车的诀窍是“小车不倒全靠屁股摇”；
我当小工居然练得不仅能把满满的一铁锹连泥带锹扔上三米多高的山墙头上，还要让站在墙头上的人能稳稳的抓住锹把接住那一锹泥丁点儿不洒；
最怵头的麦收割麦子，累得腰疼直不起来我就跪在地上，麦茬子扎破裤子扎破膝盖鲜血直流，年年如此，咬牙干了五个麦秋；
春天插秧，早晨的稻田泥水表面结着一层薄冰，上身穿大棉袄腰里扎根皮带光腿光脚下到泥水中冰冷刺骨，不一会儿腿上好几道血口子分不清是冰碴划破的还是草根扎破的，血腥味儿招来蚂蟥叮上就别想揪出来，越揪往肉里钻的越深，只能抄起鞋底子啪啪啪照腿狠抽，才能把蚂蟥震成一个圆球自己从肉里滚出来；
秋天浇地看渠口昼夜连轴转，夜里守着一盏小马灯光晕两米之外漆黑一片，又冷又害怕，困的靠着田埂睡着了，渠水漫灌到脚下泡湿了裤脚才惊醒，肩膀和半边身子受潮寒又疼又麻半天才能动；
冬天在白雪覆盖成大馒头一样的井台上，冒着随时可能出溜掉进井里的危险，徒手抓着冻得棒硬不打弯儿冰棍儿似的井绳连同满满一桶水从井里生拔上来；
夏天酷暑难耐，在42、3度的高温炙烤下钻进密不透风的芦苇地割青储饲料，再用一根背包带搂起来像一座小山，还要自己上肩背到路边，我若干次觉得生不如死；
度过第一个夏天的一次晚点名时，我思想溜号给母亲写信，一巴掌拍死叮咬在脚脖子上的好几只大蚊子，那蚊子大得吓人，连大长腿算足有两公分，个个儿带血，我随手夹在写给母亲的信里，从此记住晚点名要穿上胶皮鞋护脚腕子；
野外修路饮用水供应不上嗓子干的冒烟儿，跑出老远好不容易找到一泡水洼，蹲下手捧着就喝，边喝边扒拉水底的羊粪蛋蛋马粪球，原来我们这是与羊群马群共饮的救命水；
缺油少肉的伙食炼得我吃嘛嘛香，曾经就着同班战友家里寄来的炒黄豆辣椒面儿拌咸盐，香的我一顿吃过八个馒头……
这些都是我的切身经历，没有夸张！扭曲、压抑、承受、只为活下去！哪一个兵团战士没有这含着泪带着血的经历？哪一个兵团战士不是从风里雨里泥里土里摸爬滚打挣扎过来的？女孩子累的闭经好几年的比比皆是！多少年之后的现在，风湿病、腰椎病、心脏病在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比例远远高于正常人群，近两年更是频频获悉战友早逝的噩耗！谁敢说这与年少遭受的磨难太多、过度劳累摧残了健康无关？！
也许你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我这样一个瘦小枯干的姑娘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应对那五年的岁月磨难，回头看，真的连我自己都难以想象难以置信。那个年代单纯实在得像傻子，不会偷懒，不会耍滑，不敢反抗，更不懂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
我不想站在什么高度装模作样讴歌那段“青春无悔”；更不想违心的非要扯什么“磨难是通向成功的历练”；翻老账倒苦水只不过是“顾影自怜”，招人厌烦；急扯白脸非要跟谁讨个公正论断更没意义。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以往，不能只局限在絮叨当年受苦受难的场景，无论你“长歌”，还是“当哭”。俱往矣！时过境迁了。亲历过的人，对这段感受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欲言不能，欲罢不能。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知青如同历史天空中划过一颗星”，就让那颗星多少留下一点痕迹吧。
我有过一个“梦”
那一年，我上小学二年级。一次期中考试，我又考了双百分。我拿着两张卷子，喜滋滋地躺在父亲怀里。他笑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想了想，觉得当个电影演员挺好的！
那是1960年，正值物质极度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七八岁的孩子嘴馋，看到电影里面无论好人坏人、大人小孩儿们，凡吃东西的场景都是真吃真喝，所以我就特别羡慕那些演员们。尤其那些土匪地主坏蛋们，满桌子杯盘碟碗，攥着鸡大腿猪蹄子大嚼特嚼太馋人啦！
父亲不了解我的心思，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的摇摇头。我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说，那就当个翻译吧。家里有很多父亲外事活动的照片，经常翻看，父亲与外国人一起工作交流时总离不开翻译，我觉得翻译的工作很神奇，肤色不同国家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经过翻译的转换，什么障碍都不存在了。还能在宴会的饭桌上边吃边喝边翻译两不耽误，翻译的工作太好玩啦！
父亲听了我的话，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两道浓眉拧成大疙瘩。我一看父亲不高兴了，紧张得马上闭住了嘴。空气仿佛凝固了。过了好一阵，父亲才缓缓地说：依我看，你将来上北大读新闻系，毕业之后做个记者，这个职业比较适合你。
我似懂非懂。但是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了：好好学习，将来要上北京大学，读新闻系，当个记者。这是父亲对我的期望。
1965年秋天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北京一零一中。父母非常满意，父亲特意送我一辆蓝绿色产自日本的新自行车，以资奖励。
一零一中和北京大学是邻居，简直就是门挨着门！我们乘车回学校都在北大西门那站下车。北大西门的门楼是古典宫殿式建筑，古香古色，金碧辉煌。大青方砖铺地，朱红色油漆柱子，宽厚的高门槛，两扇朱红色的油漆大门总是敞开着，门上像故宫颐和园一样布满碗口大的金色门钉，门外两侧蹲着威武雄壮的大石头狮子，嵌着“北京大学”四个金色的大字的蓝底匾额高高悬挂，庄严，神秘，让我对她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每个星期日回学校路过，我都要向大门里投去我的憧憬。我甚至偷偷的从北大西门溜进校园，沿着未名湖转了大半圈，想提前看看“我的教室和课堂”……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的春夏之交，仿佛一夜间突然大地风生水起！依稀记得先是听说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和参与了这件事！
很快整个社会都乱套了。我们中小学也都停课了！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无数次大摇大摆进出北大，看大字报，听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大辩论。北大校园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鼻梁架眼镜，胳膊底下夹书本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们都消失了，那些曾经温文尔雅的大学老师们，个个低头耷拉脑，低人一等的样子，尤其骇人的是那些曾经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一队队，一串串，一群群，个个衣衫不整，斯文扫地，带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被批斗，被游街，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出不为人知的老底，他们的罪名各式各样，罪行千奇百怪。别看他们过去道貌岸然，原来都是潜藏在大学校园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封、资、修的牛鬼蛇神。
北大的光环从我心中慢慢消失了，“北大新闻系”与我渐行渐远了。折腾到1969年3月，在寒风与残雪中，怀着对珍宝岛生死存亡的忐忑，我告别了北大，告别了北京。这一去，竟然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迟来的“追梦起飞”
从打到兵团的第二年，就不断听说有人上大学走了。“北京大学，新闻系”，如同久违了的荧荧之光，渐渐从灵魂深处闪现出来。每听说一次某人上了某大学的消息，尽管与我毫不相识，我都会辗转反侧失眠好几个夜晚，羡慕之余，是深深的焦虑。白天还要强打精神装作没事儿人儿似的，当好班长，带着一班人干着最苦最累的大田农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上大学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但是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被推荐永远轮不到我。我开始暗地里琢磨想辙。
熬到1973年冬天探亲回家，母亲找到在人民医院当护士长的六姨，给我弄到一张“频发性心脏早搏”诊断证明。一家人都赞成我“病退”转回河北香河老家插队，搞“曲线救国”。手捧着这张诊断证明，我又开始失眠。当初策划时想得挺好，信心满满的。一旦真的要实施了，心中却充满了踌躇和迟疑。
原本是“鸡蛋里挑骨头”，查查体为找一个离开兵团的借口，竟然真的查出来心脏有频发早搏的毛病。不知道是对前途未卜的担心，还是这五年高强度劳累，真的把我击垮了。
回连队的期限临近了，我感到心慌气短浑身无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时不时的头晕冒虚汗，躺倒好几天起不来。母亲看着我几天之内明显见瘦的脸，担心极了，怕我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办不下来这么重要的事，只好强撑着刚刚做完甲状腺摘除大手术虚弱的病体，陪我回连队办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