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蒙古兵团病退回城已经三十几年了，当年怀抱手领带回天津的小儿女也早已为我遮风挡雨，并在各自的工作中担当起重任。可病退回城前后那一幕幕一桩桩的往事刻骨铭心，却经常浮现在脑海里，出现在眼前。
我的回城路一波三折充满了难忍的心酸，真是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什么时候揭开来看，它都在默默淌血，这血肯定要淌一辈子了。
二师十五团开始办理病退回城的手续以后，我和华林知道，我们当时的已婚状况不符合条件，但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为了对一直反对我们结婚的父母有个交待，已经早就在北京、天津附近和唐山地区跑过好几个地方，想落脚在离家近些的地方，但花钱不少，却始终无果。
一九七八年底，我已经在偏僻荒凉与世隔绝的十五团后山煤矿呆了将近四年。山下，回城浪潮汹涌澎湃，五花八门，我虽没有亲眼目睹，可山上的十几个知青都已经走光，我的心里一天天地焦虑起来。
我家里更是为我着急。父亲跑了知青办，问了街道办事处，得到的答复都是，许可知青回城的政策不包括我这种情况，没有相关的政策，再问得多些，答复便是直截了当：说我已经与当地的人结婚，不符合知青回城病退的条件，不予办理。
我开始暗恨自己鼠目寸光，开始质问自己为什么在兵团结婚，我开始失眠，无缘无故地流泪。
一天，华林开车从山下送煤回来，走进家门脸色非常难看，一直没有直视我，我急忙抱着女儿和他搭话。没想到他突然拿出为我开好的病退证明，郑重地说：“我已经找过派出所的刘玉娃，干脆咱俩离婚吧，孩子都判给你，这样你们娘仨就可以回城了，明天就下山去办手续吧。”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真是迎头一棒，一下子把我打蒙了，眼泪随即哗哗地流下来，说不出一句话。他接过女儿转过头去，也早已泪流满面。女儿吓坏了，大哭着挣扎着扑向我。四岁的儿子也觉察到什么，拽着我的胳膊一直在小声地哭。一家人就那样挤在一起都痛哭起来。
那一夜，我和华林点着腊烛一直坐到天亮，望着一对熟睡的小儿女，我们商量着，争论着，别扭着，又相互劝慰着。不知又流了多少眼泪。
大概有一个星期，我们没有达成协议。时而商量，时而争吵，最后，华林终于用他苦口婆心的劝说，时不时外加现在所说的“冷暴力”，终于动摇了我。
我们下山去团部办手续，当时派出所所长刘玉娃和民警郭棣是担了风险的。为了不让身边的人知道底细，知道的人范围越小越好，一直到了晚上很晚，孩子们都睡了，他们才带着正式空白的离婚手续悄悄走进我们住的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