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一去世，历史似乎就忽然变得宽容起来。那些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账，可以暂时不算；那些被时代碾过的人，也可以先往后站一站。于是，改革者成了英雄，改革成了壮举，数字变成勋章，至于数字背后那些失业的人、被低价转手的国有资产、银行账上被搬走而非消失的坏账，以及后来越滚越大的土地、债务和权力寻租，则最好统称为一句轻飘飘的“改革代价”。
何清涟女士当然有权向朱镕基致敬，朱镕基他敢于任事，也确实在中国经济最危险的年代处理过许多别人未必敢碰的难题。但历史评价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人越是被称为制度的奠基者，就越不能在制度成功时记他的功，在制度失败时却说“这不是他能改变的”。
不能一边说《现代化的陷阱》已经被历史全部验证，一边又把亲手参与构建那套制度的人称为“时代伟人”；不能一边承认国家垄断资源配置必然滋生权贵私有化，一边又把国有资产流失解释成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灰尘；更不能把数千万人的下岗称为“历史的阵痛”，仿佛历史这个病人做完手术之后，总得找一些人来替它疼。
悼念一个人，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悼词最终把历史写成了个人传奇，把制度写成了天灾，把代价写成了必然，把受害者写成了“不适应时代的人”，那就不再是纪念，而是一种对历史账本的选择性注销。
朱镕基已经离开了，悼词可以写得很长；但那些账，并不会因为写了悼词，就自动勾销。
啰里啰唆了一大段，现在言归正传。
一、对所谓“三大核心贡献”的经济学批驳
1.宏观调控、“软着陆”与人民币不贬值
何女士说：有效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胀，实现“软着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更体现了朱镕基的责任担当和决断力。
问题是：所谓“软着陆”，究竟是谁软着陆了？
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观调控，确实成功遏制了此前的高通胀。朱镕基采取了压缩信贷、控制货币供应、清理开发区、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等一系列强力措施。从物价和宏观增长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由高通胀向相对稳定的转变。
但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软着陆”，并不意味着社会意义上的无痛调整。
紧缩政策并没有消灭调整成本，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将成本从价格体系转移到了企业部门、银行体系和就业体系。企业资金紧张、相互拖欠和债务链条问题长期累积，国企亏损和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也在这一时期不断暴露。到了1990年代末，这些此前被延后和积累的成本，最终以国企重组、企业破产和大规模下岗的方式集中释放。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完成的是宏观价格体系的“软着陆”，但并非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软着陆。部分调整成本后来由国企、银行和普通劳动者承担了。
至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人民币不贬值”，何清涟的叙事同样过于英雄化。
中国当时当然并非没有金融风险，但与泰国、印尼、韩国等遭受严重冲击的经济体相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差异：中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人民币资本项目并未自由兑换，跨境短期资本无法像攻击泰铢那样直接、迅速地冲击人民币。中国银行体系又主要由国家控制，外债和短期资本流动结构也与东南亚国家不同。
这意味着，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主要攻击对象，并不仅仅是因为朱镕基个人“敢于决战”，更重要的是中国当时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形成了一道制度性防火墙。
索罗斯后来关于中国能够相对平稳渡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也正指出了这一点：当时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反而成为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重要因素。
因此，把“人民币不贬值”描述成朱镕基以13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进行“国运豪赌”，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金融条件。
人民币不贬值当然有代价，也是一项重要决策。但其逻辑并不只是“赌上国家全部家底”。一方面，中国需要维持国内宏观稳定，避免贬值重新点燃通胀和贬值预期；另一方面，香港刚刚回归，香港的金融稳定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既有经济考量，也有香港和区域金融稳定的考量。
这是一项困难的政策选择，但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英雄故事。
关于所谓“秘密协同方案”的历史演义。何清涟文章中最戏剧化的一段，是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