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关键时期的政治协调和艰苦谈判。
这应该被承认。
至于所谓：“可以妥协，先谈下来。签订协定之后，我们如何做，决定权在我们手里。”
何清涟自己都承认这是一种“传说中的指示”。
在没有可靠原始史料之前，不能把它当成朱镕基本人的确定政策主张。
但这句话之所以长期流传，确实反映出一种值得警惕的思维方式：把国际规则首先视为获取市场准入的谈判工具，而不是一种需要长期接受的制度约束。
中国入世之后确实履行了大量明确的、可量化的承诺，包括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等。
但围绕国企补贴、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国长期与欧美存在严重争议。
不过，也不能因此简单地说：今天WTO的困境完全是中国“先上车再变通”造成的。
WTO今天的危机还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中美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概念扩张等因素密切相关。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当然从WTO获得了巨大红利，但中国是否真正完成了从“利用国际规则发展自己”到“接受国际规则约束自己”的制度转变？
这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不是结束语的结束语：悼词不能代替历史
朱镕基当然是一位能力极强、执行力极强的技术官僚。
在1990年代最危险的窗口期，他确实完成了几项极其困难的任务：
控制高通胀；
增强中央财政能力；
推动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出清；
推动国企重组；
完成加入WTO的关键谈判。
这些历史功绩没有必要否认。
但同样不能否认：
朱镕基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来问题的形态。
中央财政能力增强了，但地方财权与事权失衡的问题长期存在；
银行坏账被剥离了，但国家信用继续承担金融体系的最终风险；
国企效率提高了，但数千万产业工人承担了巨大的转型成本；
住房市场化了，但住房、土地财政和金融体系最终高度捆绑；
市场机制被引入了，但国家并没有真正退出关键资源配置。
因此，朱镕基真正的历史定位，或许既不是何清涟笔下近乎“张居正再世”的时代伟人，也不是某些人笔下造成一切苦难的“下岗总理”。
他是一个在计划经济废墟上进行强制性制度重组的技术官僚。
他的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旧制度无法继续维持之后必须完成的改革。
他的历史局限，也在于他没有或者说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权力真正受到约束、政府真正退回规则制定者位置的市场经济。
他拆掉了一部分计划经济，但没有拆掉支配计划经济的权力结构。
于是，中国最终形成的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国家掌握关键资源、市场承担效率功能、国家信用承担最终风险的混合体系。
这个体系后来创造了高速增长，也创造了何清涟当年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所批判的制度性腐败、权力寻租和财富再分配问题。
所以，评价朱镕基，不能只算他拆掉了什么。
更要问：他用什么代替了旧制度？这个新制度由谁获益？谁承担代价？又为后来埋下了什么？
如果只计算改革带来的增长，而不计算改革的成本；只计算朱镕基拆除了什么，而不计算他建立了什么；只把成功归功于个人，把失败归咎于体制。
那不是历史评价，而只是悼词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