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奉节县城最初选定的是朱衣方案，长江水利委员会力推，但是当地政府不同意，原因是距离老县城和白帝城过远，而且新县城又不在长江边上，朱衣方案被否决。取而代之是宝塔坪方案。选中后立即巨资建设，整个决策建设过程没有地质勘察作为基础。在建设过程中发现有地质问题，转而进行勘察，结果发现属于严重滑坡体，存在重大地质隐患，只得放弃。取代的是莲花池方案，又因海拔过高和距离长江过远等因素被放弃。最终确定的是三马山方案，新县城形成了绵延的滨江长龙格局。但是这里依然是地质灾害隐患非常严重的地方。
图4：奉节老县城的伊斗门，图片来源：如图所示
《澎拜新闻社》在一篇题为《三峡九章》的报道中讲了一户三峡工程移民多次搬迁的故事。苏师傅的职业是理发师，原来的家（第一个家）在三峡海拔175米的所谓三峡工程移民线以下，将被水库淹没，必须要搬迁。按照当时的规划，从三峡地区175米淹没线以下搬到了海拔175米以上的地区就可以了。苏师傅建了一座新房子（第二个家）。建房的一部分款项来自于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他们家每人得到了1万块钱，其它的钱是借的。按照三峡工程获得批准后不久的规定，三峡工程移民113万，工程移民投资400亿，采取移民费用包干，就是三峡工程每个移民的赔偿的款项是3.5万。根据三峡工程最后结算报告，三峡工程移民共花了800多亿，每个人移民安置费近七万，但是苏师傅家是每人拿一万块钱，还有六万块钱到哪里去了呢？只有“懂”的人才知道。苏师傅的新房子盖完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墙体裂缝、大门移位等等，房子成了危房，不能继续住了。什么原因？按照政府的规划，三峡水库蓄水蓄到175米，新房子盖在正好175米以上的地方，应该是安全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府未考虑到“未知结局”，三峡水库蓄水蓄到175米，地下水也随之抬高，可能引起滑坡复活或者地基下陷。这本是应该能够想到的问题，但是政府总理李鹏没有想到。苏师傅的新房子被迫放弃。在放弃之前，他把这个房子又租给另外一个修摩托车的人来住，每年的房租是600块钱人民币，可见这个房子基本上就不值钱，新房的投资基本打了水漂。后来苏师傅又在旁边一公里以外的地方买了一座新房子（第三个家）。不久政府又告诉苏师傅，新房子位于三峡库区的刚刚查清的滑坡地带内，必须再次搬迁。《三峡九章》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完。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时指出，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当初的科学论证做得不够完善，使得现在三峡大坝建好后，才发现有些地段淹没的水位比原先预计的要高出许多，使一些已经建好的新移民点，现在又得搬迁，造成资金的重复浪费。苏师傅数次搬迁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五、三峡工程移民问题从最担心的问题变为最伟大的功绩，留下的却是人间悲剧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批准建设三峡工程之后，这个最担心的三峡工程移民问题就开始反转，成为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从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到2009年三峡工程竣工，三峡工程百万移民竟然成为中共政府最伟大的功绩，号称解决了世界上最大的难题，论文、专著、纪实文学、电影、电视连续剧纷纷出笼，彰显中共的治国理政和人定胜天的伟大成果。三峡工程移民的所谓成功经验，如基层干部包干几户移民、每天每时在移民家不走，鄙人吃饭也不走。把移民家庭的亲戚、特别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职工，都牵连进来做说服工作，不搬迁，这些亲戚也不用去上斑等等。这些措施后来在全国的征地拆迁、乡村迁建工程中广泛应用。
但是还是有一些有良知的人，用他们的镜头、用他们的笔记录了在三峡工程移民过程中发生的最惨烈的人间悲剧：用自杀拒绝搬迁。
下面这张照片是李风先生所拍摄的，发表在《30年后的百万三峡移民》的摄影集中。李风是中国著名的摄影师，1973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1995年开始用摄影镜头记录百万三峡工程移民的搬迁过程。照片的右上角是熊正华（男）和刘红英（女）两位老人的遗像。为什么李风要把镜头朝向一座废弃老屋里墙上的两位老人的遗像？后面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李风在《30年后的百万三峡移民》的摄影集中没有公开说明。
图5：2013年10月12日三峡库区秭归泄滩的长江边，三峡库区175米水位线边上，老屋里墙上熊正华（男）和刘红英（女）两位老人的遗像。他们村全部淹没在175米水位线下了，村民早都搬迁到山上的新集镇去了，但两位老人到死都不愿意离开江边的老屋。图片来源：李风
对上图最好的注解是刊登在《新周刊》第473期，《我和我的九十年代》中赵渌汀的题为《一座大坝和它背后的百万移民》中的一段文字：
“三峡移民政策按照水位线移民，但是一般山区的村庄很少像东部地区那样家家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样就会发生如下情况：某个处在135米线以下的家庭，就属于一期移民，要移到某省某县；但他同村的父母的房子在145米线，属于二期移民，要移到华南某省某县；他的叔叔家在156米线，就会跟随三期移民到另一个省。根据水位线高低分批安置移民的方案，曾导致不少惨烈事件发生。‘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离开便再不能回，于是在移民日期的前一周开始不吃不喝，然后要求儿女将自己葬在175米线以上（三峡蓄水的最高水位线）。很多移民村移民镇，在一段时期集中出现两件事，一个是大规模的乡村宴会，另一个就是葬礼。’高嵩说。于是，在三峡的许多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
“90年代末，涪陵作协主席李世权曾亲眼目睹一个家庭的外迁经历。‘一家五六口人，年轻的都打算走了（被移往广东），家里80多岁的老头子拗着就不走。当然，他也走不动了：他得了重病。后来他说：好在我得了病啊，不然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谁受得了啊？’”李世权说：“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些书里所写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
熊正华和刘红英是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旦离开便再不能回家，于是决意离开这个无法再正常生存的世界。后人将老人的遗像贴在即将被淹没、拆除房屋的墙上，以表达对老人和老屋的怀念。李风先生留下这个场景和离去的老人。在三峡库区的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到底有多少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也许这将永远是一个不会公开的谜。
下面这张照片也是李风先生所拍摄的，记录的时间是2022年的清明节，移民们回到三峡库区到亲人的墓前扫墓祭奠。
图6：2022年的清明节，移民们回到三峡库区到亲人的墓前扫墓祭奠，图片来源：李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