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恰体现了现代法治与极权政治之间的一条重要界线。法治要求即使面对最严重的政治犯罪嫌疑人，国家也必须受到程序约束；极权政治则认为，只要政治目标正确，程序便可以被取消。
程序正义不是保护罪犯，而是保护所有人。因为如果国家可以在没有独立审判的情况下宣布林彪有罪，那么同一种权力同样可以宣布刘少奇、彭德怀、知识分子、普通干部乃至任何公民有罪。没有程序约束的所谓正义，最终只是掌权者定义的正义。
六、“党领导一切”从根本上否定现代国家的制度主体性
十大报告最值得从制度层面批判的一句话，是“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并进一步要求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执政党领导，而是明确要求一个政党凌驾于整个国家和社会之上。政府、军队、教育、经济、文化乃至各种社会组织，都必须服从同一个政治中心。
现代政治文明要求政党与国家之间存在制度边界。政党可以通过合法程序执政，却不能因此成为国家本身；政府掌握行政权，却必须受到法律约束；军队应服务于国家和宪法秩序，而不能成为某一政治人物的私人武装；法院必须依据法律裁判，而不能依据政党的政治路线裁判；大学、媒体、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也应当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空间。
“一元化领导”则取消这些边界。党不仅领导政府，而且领导司法、军队、学校、工厂、农村和文化机构。国家机关失去自己的制度主体性，社会组织失去自治空间，法律也难以形成独立于政治意志之外的稳定权威。最终形成的不是现代国家制度，而是一套以党组织为神经网络、以最高领袖为权力中心的政治体系。
当党高于国家，党内最高权力又高度集中于一个人时，“党领导一切”极易演变为“一人决定一切”。一旦最高权力缺乏有效约束，错误就可能被整个制度层层放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制度逻辑走向极端的历史表现。
七、“人民”在报告中无处不在，真正的个人权利却几乎消失
十大报告反复使用“人民”“群众”“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等宏大概念。这种语言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整个政治体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然而，现代政治文明判断一个制度是否真正尊重人民，不是看政治文件中出现多少次“人民”，而是看现实中的个人究竟拥有什么不可侵犯的权利。
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公开批评最高领导人？能不能组织独立政治团体？能不能自由出版报刊？能不能拒绝参加政治运动？被逮捕以后能不能获得律师帮助？能不能接受独立法院的公开审判？财产能不能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没收？大学教师能不能公开质疑官方意识形态？
这些制度性权利，远比反复宣称“为人民服务”更能检验一个政权是否真正尊重人民。
极权政治最典型的语言悖论之一，就是抽象的“人民”拥有无限崇高的地位，而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没有抵抗国家权力的基本权利。“人民”被塑造成一个政治概念，由掌握权力的人决定谁属于人民、谁属于人民的敌人。于是，只要一个具体的人被划出“人民”范围，对他的迫害便可以被解释成“人民的要求”。以人民的名义剥夺具体人民的权利，恰恰是这种政治语言最危险的地方。
现代人权思想就是要打破这种逻辑。人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政治多数、政党决定或者领袖意志而被任意取消。只有当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拥有不可任意剥夺的权利，“人民”这个概念才具有真实的政治意义。
八、把“大乱”解释为好事，是对正常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蔑视
十大报告宣称国际形势“天下大乱”，并认为这种“大乱”对人民是好事，因为它能够“唤醒人民”“锻炼人民”。
这种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文明存在根本区别。对于普通人民而言，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恰恰是减少政治暴力和社会动荡，使人能够在稳定、和平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中生活。一个农民希望稳定生产，一个工人希望正常工作，一个学生希望接受教育，一个家庭希望免受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冲击。这些不是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是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把“大乱”浪漫化，本质上是从革命者、野心家和权力斗争者的视角观察社会，而不是从普通人的生命经验观察社会。对于野心家而言，“天下大乱”可能意味着重新分配权力的机会；对于普通人而言，大乱往往意味着失学、失业、贫困、家庭离散、暴力甚至死亡。
文化大革命本身已经证明，把社会动乱当作政治净化手段，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然而十大报告没有从这种灾难中得出建立稳定制度的结论，反而继续把“乱”赋予革命价值。
现代政治文明把减少暴力、降低社会冲突成本、保障普通人的和平生活视为政治制度的重要使命，而毛泽东式革命政治却把动乱本身赋予道德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正是永久革命与制度文明之间的一条深刻分界线。
九、把贫穷包装成革命优越性，掩盖了政治制度对发展失败的责任
十大报告承认当时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却继续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群众政治运动，并引用“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来解释经济发展。
问题恰恰在这里。
现代政治文明认为，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为人民创造和平、稳定、自由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条件。经济发展需要产权保障、知识积累、专业分工、现代教育、科学研究、市场信息以及稳定可预期的规则。政治激情不能代替专业知识，群众运动不能代替现代经济制度。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却反复冲击经济和社会建设。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荒已经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将这种由错误制度和政策制造、扩大并长期阻止人民逃离死亡的灾难概括为“大饿杀”。文化大革命又进一步严重冲击教育、科研、行政和经济秩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大报告仍然没有认真讨论制度为什么造成贫困，而是继续要求用革命政治推动生产。这实际上构成一个封闭循环：政治运动造成破坏，破坏导致贫困，然后又要求通过新的政治运动解决贫困。
真正的现代化不是把贫穷解释为革命纯洁性的证明，而是要求政府为贫穷和发展失败承担责任，并通过稳定制度、知识、科学、自由和法治提高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