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3年进入清华附中
我小学在北京东四五条小学读了六年，1963年进入清华附中，1966年初中毕业。此后因文化大革命停课，直到1969年1月赴陕北插队，我们这些同学在一起生活了六年。
清华附中实行寄宿制。班里有大学教授、党政干部、军队干部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家家庭背景不同，平时一起上课、活动、玩耍。我和几个同学从初中开始建立的友谊，经过文革、上山下乡和回城工作，一直延续下来。
当时全国提倡学习解放军，我们几个住校生每逢星期六下午放学，便结伴步行回家。从清华附中沿北环路往城里走，有的同学住红庙，有的住朝阳门，我家在东四，还有同学住北京站附近。那时北环路车辆稀少，两边还是沟，走一趟约需三个小时。
学校有些课程使用教师自编教材。英语课从初一开始使用本校教材，学习一学期后，按进度分为甲、乙两类班级。
每星期三最后一节是电影课，学生步行到清华大学大礼堂观看纪录短片，有时还要写观后感。我至今记得一部介绍泥石流的纪录片，开头便是泥浆裹挟巨石从山上滚滚而下的画面。
学校还设有数学、物理、外语等课外兴趣小组。我参加了英语小组，老师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朗读，再放给我们自己听，以便纠正发音。1963、1964年，普通家庭很少有录音机，能听到自己的录音还是件新鲜事。
1964年，学校开始组建军乐队，主要招收新入学的初一学生。学校购买乐器，学生可以带回家练习。我们的班主任王玉田是音乐老师，负责组织合唱团、军乐队，还指导过《东方红》组歌的排练演出。
住校以后，我还参加了洗衣小组，在老师指导下学习洗衣、拆洗被褥和缝被子。从那以后，衣服、被褥基本由自己清洗，不再带回家让母亲和姐姐洗。
二、体育锻炼与校园生活
清华附中十分重视体育。住校生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体育教研组组长赵晓东按时到宿舍敲门，催促学生起床跑步和进行力量练习，刮风下雪也不例外。
我从小患有哮喘，经常到协和医院和东单三条儿童医院看病、住院。进入附中后，坚持参加体育锻炼，身体状况逐渐改善。
学校的游泳课在清华大学游泳池进行，还组织学生自愿报名横渡昆明湖。我们班大约有一半同学能够从龙王庙游到佛香阁下面。有些高中生穿着衣服参加武装横渡，我们初中生则穿游泳裤。
1963年入学时，学校正在修建一条400米跑道。高年级学生参加施工，把大块焦砟敲碎，铺在跑道上，再拉着大碾子反复碾压。没有压路机，许多工作由学生自己完成。
学校每年举行春季运动会，设有短跑、中长跑、跳高、跳远、投掷等项目。我曾担任班级入场式旗手，参加过一次200米低栏比赛，获得第五名。百米跑得最快的一次约为13秒7。
附中距离北京体育学院只有一公里左右，我们经常步行过去观看国家队训练，有时还试用训练器械。我也常去工人体育场观看国际比赛，当时一张门票大约两毛钱。
三、1966年文革开始
1966年5月，我们正在准备初中毕业考试。
一位同学去北京大学看望姐姐，回来后说北大出现了大字报。我们几个同学听说后，骑自行车前往北大，在一个食堂里看到了大字报。那大约是5月底，当时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久，学校停课，文化大革命开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最初主要由高中学生发起。我们这些初中生原来有几个经常一起玩的同学，后来也都加入了红卫兵。
文革期间，学校逐渐出现不同派别。我们几个同学仍然经常在一起活动，去圆明园游玩，到清华大学看篮球比赛，或者去体操房练习力量。
我加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后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集体加入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四、1966年赴新疆
1966年9月，我们已经不上课，可以领取车票外出串联。
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准备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希望在那里长期生活。我们先到北京市教育局提出申请，工作人员让我们等待统一安排。我们等不及，便自行乘火车前往新疆。
途中，在一个叫深沟的车站，我们遇到另一批北京红卫兵。对方询问家庭出身后，认为我们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把我们赶下了火车。
那天晚上，四周荒凉，天气寒冷。我们沿着铁路，在戈壁滩上步行约八公里，才到达另一个车站。
后来，一位铁路工作人员帮助我们与列车长联系，安排我们登上下一班客车，继续前往乌鲁木齐。
抵达新疆后，我们凭学生证住进新疆大学，学校提供饭食。食堂里放着成筐的瓜，可以随便吃。我们也去过乌鲁木齐旧城，吃过八分钱一串的羊肉串。
我们原本想加入建设兵团，但到了兵团总部，工作人员不让我们进去，兵团最终也没有接收我们。
这次出发前，姐姐曾给我30块钱，家里也支持我去新疆。
五、学校里的批斗与家庭遭遇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曾在操场上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附中的学生按班级排队前往观看。我没有参加，和几个同学打篮球去了。
我们班没有组织学生批斗自己的任课老师，但学校里有教师遭到批斗。我记得教职工曾在一楼生物教室里批斗教师，其中一位江金凤老师当时还怀着孕。
校长万邦儒也遭到批斗。一次批斗会上，一名初一学生端来一盆凉水，直接浇在他的头上。
随着运动发展，我的父亲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母亲被关在她任教的小学。我们几个原来一起玩的同学，家里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被关在社会主义学院时，虽然不能回家，但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各单位陆续把人带回去批斗，他也回到了原单位，开始经常挨斗。
学校体育教研组组长赵晓东，在文革期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身亡。
我们的班主任王玉田后来继续从事音乐教育。1991年，学生们在北京音乐厅为他举办作品音乐会。演出开始前，他突发心脏病，送医后未能抢救过来。
资料来源：《老虎的足迹①——附中生活》，刘瑞虎口述，刘小幸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