腌鸡蛋
计划经济年代，鸡蛋可不是你想吃就能吃的，通常要凭粮本或鸡蛋票才能买到。记得我们家通常有三种情况才能吃上鸡蛋：来客人、有人害病或过生日。
某年夏天，上面突然发慈悲，每家凭粮本可以买五斤鸡蛋。后来听大人们说，是黄河发大水冲断了铁路，鸡蛋运不出去。
五斤鸡蛋大约有五十个，谁家都不舍得放开吃。可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又正值伏天，想细水长流，存放就成了大问题。好在，各家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用石灰掺上锯末做变蛋，而我家决定腌咸鸡蛋。
鸡蛋要腌半个月才能入味儿。我这小馋猫每天扳着指头算计，还以尝咸淡为由，撺掇着姐姐隔几天就煮一个。鸡蛋本就不太新鲜，煮的时候常会遇上臭蛋，“砰”的一声，炸出一锅黑水，臭味儿蔓延一排房。
盼星星盼月亮落了一场空，每每遇上臭蛋，我会心疼老半天！
资本主义小尾巴
我爸在经历了一轮轮批斗后，出了牛棚，开始在单位打杂。他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花园路。有时回来晚了，偶尔会遇到郊区的老乡卖五香花生米。下乡前那几年，每每看到老爸回家时手里捧个纸包，我就开始心花怒放。
当然，怒放的时候凤毛麟角。花生是油料作物，国家统购统销，不允许私人买卖。老乡们是把分给自家榨油的花生炒熟，趁着天黑来城里换几个零花钱。若被革命群众发现，不仅花生米会被没收，秤杆也会当作残存的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鸡肋也难得
某年春晚，王景愚的小品“吃鸡”笑翻了诸多观众，也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吃鸡。
有一年过年，上级通知每家可以凭粮本买五斤冻带鱼和两只冻鸡。为了吃鸡的念想，我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手脚冻得失去知觉，就搓一搓或在地上蹦跶会儿。
好不容易轮到我了，鸡却卖完了。营业员面无表情地甩出一句，明天早点来吧。我只能自认倒霉。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排队，总算把这点儿年货办回来了。谁知那鸡冻得太久，在煤炉上炖了好几个小时，我那么好的牙口吃着都费劲儿。可即便鸡肉成了“老婆恨”，孩子们也手拿把掐，像王景愚般吃得津津有味！
何不食肉糜
一次家人聚餐，酒足饭饱之后，年过花甲的弟弟开始“忆苦思甜”。说他上幼儿园时吃卤面，每个孩子碗里只有一片肉。他就和旁边的小朋友商量，把你这片肉借给我，下次吃卤面我再还给你。
我爱人则说起如何捡废铁卖钱，然后买来糖豆，一粒粒宝贝似的数着吃。
听闻此言的八零后们，先是露出满脸的不可思议，继而发出“何不食肉糜”的疑问。我们姊妹则一起苦笑。
杀猪
弟弟这番话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小时候，凭票供应的肉太少，几乎每个单位食堂都会用泔水养猪。杀猪也就成了单位的盛大节日。
看杀猪的人总是里三层外三层，胆大的男孩往往站在最前面，女孩儿虽恐惧却按捺不住好奇，躲在人群后，透过缝隙张望着。
几个炊事员将肥猪捆住蹄子，抬到一个大木凳上。“二师兄”想来知道大限将至，拼命挣扎，哀嚎得满院子恐怖。屠夫拿来明晃晃的尖刀，对准猪的要害部位狠狠插入，伴着一声惨叫，肥猪绝望地哼哼着，声音越来越弱，直至气绝。
这时，会有人拿来个大盆，先放出猪血，再在脖颈处开个小口，拼命往里吹气。
那边厢，地锅里滚烫的开水冒着热气。待猪被吹成球状，放入大锅打几个滚后，再抬到大案板上，褪尽猪毛，开膛破肚，掏出下水。最后，猪肉被分割成两扇，抬进厨房。
接下来，人们就兴高采烈，开启打牙祭的欢乐时光。
2026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