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辈子不知要做多少种梦。身在不同时，就有不同梦。现今的人，梦想发财、升官、成名、提级、提职称、分住房，欲望形形色色，梦境五彩缤纷，可是，仅仅在二三十年前，十亿人的梦都是同一种血样的红色。那时，除了“革命”以外，谁还能抱什么非分之想？哪怕你只是个小人物，哪怕你只是个未成年的学生，你的梦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那时的梦，简直荒唐得令人不堪回首面对。怯与外人言，只得讲给自己的孩子听。然而孩子的表情竟如听天书一般的木然，听神话一般的不屑。难道说，一场举国同做的大梦竟是那样一种不真实的、无意义的存在吗？
心理学的书上说，梦是人的精神支柱。任何时候，人都离不开梦。即便是痴人，也不免要说梦的。
那么，就让我也做一次痴人，把我的一段旧梦从头说起吧。
01
“文革”时，我在北京上中学。那学校可以说是鼎鼎大名。这不为别的，只为它是曾经蔓延全国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它的一切都比别人早半拍：“文革”还没开始，它就先已停课；“红卫兵”这个词儿还没发明出来，它里面已有人带上红袖章；“拿起笔来做刀枪”的时代还没来临，校园内、教室里都已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这大概是因为，这所中学是某名牌大学的附中，独具的条件使它能够超前地复制大学里的一举动，使它的学生特别早熟。
那时，“革命”是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字眼儿，无论是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还是吊儿郎当不务学业的痞子学生，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谁能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和兴奋？所以运动一来，我们这些刚入初中不久的毛头小子便模仿着高中生的样子闹了个天翻地覆。把老师揪出来批斗，可又提不出什么能够上纲上线的问题，于是便体会那种“换了人间”的快感，也颇觉惬意；把教室的桌椅翻过来摞起，上面糊满大字块，算是与过去的时代一刀两断，又得意非凡。只是那大字写得歪歪斜斜，间有错别字，为此又惹来麻烦。
有一次，有人用大字块写“毛主席万岁”，结果把“席”字写成了“度”，引来了一伙高中生瞪圆了眼睛大发雷霆，吓得全班同学都低下头去大气不敢出。终于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同学被揭发出是那大字块的作者，被老鹰捉小鸡一般强扭到一旁严格地盘查了祖孙三代，幸好他属于无疵无瑕的“红五类”，高中生将他臭骂一通，让他滚蛋算是了事。可是我们，却由此忽然发现原来在学生里面，也可以有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之分。而且，这种分别还常常与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有关。
果然，没过几天，学生开始分化。一批干部和军人的子弟率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名曰“红旗”，他们一个个着“国防绿”，扎武装带，佩红袖章，出出进进都是一帮一伙的，打着红旗人带人地骑车，呼啦啦的一群，在校园里一圈一圈地转，一遍一遍地呼口号，算是示威。他们看起别人来，眼神儿都不太对劲儿了。仿佛这样一招摇，“革命”的专利就被他们注册走了。“狗崽子”的说法就是在这时出现的，我和相当一批同学也就是在这时失去了“乱说乱动”的权利。
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狗崽子”的。
我家住在“文革”中闹腾得很凶的一所大学里。父亲是教授，又是教外语的，1957年虽然没戴“帽子”，也算是有一点“前科”，到了这时，真是没法说理了。你是教授，自然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有“前科”，肯定是“漏网右派”；你教外语，不是“外国特务”还能是什么呢？
记得家门口的电线杆上安装高音喇叭的头一天，我们都兴冲冲地跑去围观，洗耳恭听“革命”的声音。万万没有想到，喇叭里播放批判校长、书记的大字报，讲着讲着，竟然讲出了一段揭露当权派包庇我父亲的事。我看见父亲顿时面如土色，低头离开人群。回家后，他除了摇头叹气就是沉默不语，直到吃晚饭时，才口气沉重地对我和姐姐说：“看来，我又得挨批了，但你们别受我的影响。就算是我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你们也还得干革命。懂吗？”我心头感到一片压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默默点头。
可是，到哪里去干革命呢？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切·格瓦拉的《日记》，否则只身出去闯江湖打游击，或许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学校里已没有我革命的位置，那些依仗爹妈的红色经历而耀武扬威的同学，既令我羡慕，又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失落。
接下来的重要节目就是抄家了。我现已记不清我家先后被抄过几次，反正大学里不同的造反派组织都曾光顾，谁也少不了过一回瘾。每次扬长而去之前，总免不了勒令父亲交钱、交出窝藏的枪支或者变天账，有时还在屋里刷上大字报、最后通牒之类，让我们全家对着它反省。
一次，一伙红卫兵把我家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父亲的藏书扔了满地，每一页都翻过了。他们在各屋之间出出进进地翻找，直到抽水马桶的水箱和废弃不用旧煤球炉的炉膛都掀开来看，也没发现一点线索。他们不甘心，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几个男女把我叫进一间小屋隔离起来，对我百般诱导。他们先亲切地称我为小弟弟，充分肯定了我属于革命队伍的一员，将我引为同道，然后归入正题，问：“你爸爸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你家有没有蒋介石的照片？”纠缠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以一连串的“不知道”和“真的不知道”回答了他们。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撒谎，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怎么会知晓那么多大人的事情？老实说，在那种情形下，如果我父亲真有什么发报机，或许我会主动抱着交出去，立上一大功的。谁让那是“革命需要”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谁让那些红卫兵把我也当作革命者看待了呢？革命者大义灭亲的事迹，我从小听得太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那几个大红卫兵对我的认同和鼓励，我是一字不漏地领受了。我实在非常需要这些。因为这在当时，差不多可以代表我的全部价值。
02
真正使我受到强烈刺激和剧烈震撼的，要算是一次没有实施的抄家行动。
那天，我独自一人在家，忽而传来震耳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共三人，都戴着红箍。他们也是来抄家的。我本能地拦住大门，猛然感到，这一回和以前不同。红卫兵们抄我父亲，和我无关，他是他，我是我。但这次，这几个家伙是冲着我来的。
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忿忿之气。“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我问。“因为你是反动家属。”领头的同学回答。“谁说的？”“大家都这么说。”“你胡说！”我急了，声色俱厉，顿时显得凶悍无比。其实我心里是有一点底的，因为我在学校从未敢告诉他们我父亲的现状，他们至多只知道他算是个资产阶级教授而已。
果然，他们软了几分，其中一个男孩问道：“那你说，你是什么出身？”“职员。”我平静地回答。“高级职员还是低级职员？”对方追问。“低级职员。”我理直气壮地说。“那你爷爷呢？”对方还是穷根究底。我已经失去了耐性，立时火冒三丈，大吼一声：“我爷爷是老贫农！”随即“咣当”一声撞上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