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冬天，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全国。我的父母相继受到冲击，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关进牛棚、下放车间，家也被抄得一片狼藉。我们几个孩子原本还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转眼却成了所谓“狗崽子”，学校停课，生活完全失去了秩序。
就在一家人最困难的时候，在济南工作的大哥来信，说准备回山东老家探亲。父母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托他把我们几个孩子带回故乡暂避风头。
那时全国大串联仍在继续，铁路交通一片混乱。郑州火车站挤满了各地红卫兵，列车晚点已经成了常态。母亲不放心我们几个孩子独自上路，临时找到两名同车大学生，拜托他们一路照应。
真正进站时，候车的人群突然乱作一团，所有人都拼命往站台和车厢里挤。我们和那两个大学生一下子被冲散，只能兄弟姐妹几个彼此拉扯着，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好不容易才爬上火车。
那年郑州到济南要坐十九个小时。虽然一路拥挤辛苦，但能够暂时离开家中的政治压力，我们几个孩子依然觉得兴奋。
到了济南，大哥来接我们。因为离转车去潍坊还有一段时间，他带我们去趵突泉看看。
一路上，街头到处是宣传车、高音喇叭、语录歌和政治传单。我和弟弟觉得新鲜，捡了一大摞传单。仔细一看，许多传单上竟印着武斗死者的照片，尸体血肉模糊，甚至能看到肠子。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所谓“革命”背后的死亡。
大哥告诉我们，不同派别在武斗中死了人，往往会把死者照片印成传单，一方面控诉对方，一方面争取群众同情。
我忽然想起火车上那两位热心的大学生。他们年轻、英气，眼睛明亮，而传单上的死者同样也是大学生，却已经面目扭曲，死不瞑目。那种强烈的反差，让我再也没有心情看什么“家家垂柳，户户清泉”。
一路上还能看到一队队徒步“长征”的红卫兵。他们背着行李，扎着绑腿，有人甚至穿着草鞋，要按照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亲自走一遍。车站里还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年轻人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对着领袖画像发誓，要把“牛鬼蛇神”全部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
从郑州到济南，我一路看到的都是政治狂热和社会失序。
可真正回到山东老家以后，我看到的却是另一幅中国。
那是北方一个普通乡村。寒冬里，家人早早把土炕烧得滚热。我们一进屋，看见半卧在炕上的奶奶，几个孩子一下子都笑了。
因为奶奶胳膊上，竟然套着一只红卫兵袖章。
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在城里，谁见过这么老的“红卫兵”？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偏僻乡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太太，竟然也成了“革命小将”。
二大娘和大嫂却笑不出来。她们告诉我，镇上的造反派时不时就会跑到各村“破四旧”。给奶奶套上红袖章，只是希望那些人看见以后有所忌惮。
我听了反而更加疑惑。奶奶只是个普通农妇，而且建国前就已经入党，造反派为什么还会来找她麻烦？
现在回头看，那只红袖章实在有些荒诞。它未必代表什么信仰，更像是一件护身符。
第二天，我开始在村子里到处闲逛。
眼前的一切对我都很陌生。少年挎着篮子在路上捡粪，妇女围着磨盘一圈圈推磨，土狗在院子间追逐。太阳出来以后，老人陆续走出家门，蹲在墙根晒太阳，远远看去像一尊尊沉默的雕像。
最让我难忘的是村里的孩子。
他们一个个瘦得厉害，小脸皴得像核桃皮，黑黢黢的手和耳朵上长满冻疮，有的还往外流黄水。即使穿着打满补丁的棉衣，也能看出肚子异常隆起。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营养不良的表现。
老家的吃食也极其简单。主食是红薯面煎饼，卷着大葱蘸酱。平时喝的汤，大多是煮红薯干，再搅一点红薯面。大豆比较金贵，用大豆磨浆做成的“小豆腐”，已经算是改善生活。
我们在老家住了近一个月，一共只吃过两顿白面。
我也跟着大人学推磨、摊煎饼。推磨看起来简单，真正上手才知道有多累。我那两条小细胳膊没转几圈就酸得抬不起来。姐姐们学摊煎饼，一个翻得稀烂，一个烙得半生半糊，最后全便宜了猪。
农村的夜晚更加寂寞。没有电灯，没有书，也没有多少娱乐。吃过晚饭，我们就挤在热炕上听大哥和奶奶讲故事。
大哥常年做地质工作，住过荒山、破庙、古寺，肚子里装满了各种奇闻。奶奶也会讲狐仙、鬼怪。我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学校告诉我世界上没有鬼，可这些故事又是最亲近的人一本正经讲出来的。
那时候我还小，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几天以后，大哥开始领着我们去走亲戚。
最让我难忘的是小姑。
小姑那年才三十多岁，丈夫刚刚病故，留下四个孩子，其中最小的还没满月。她自己没有工作，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和未成年的小姑子，只能靠丈夫单位留下的一点抚恤金生活。
寒冬腊月，床上连一床完整的褥子都没有，被子破了一个大洞，露出灰黑的棉花。几个孩子缩在屋角，手上全是冻疮。
我拿出父母让我带来的十块钱塞给小姑，她却怎么也不肯收。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看见贫穷。
回家以后，我把小姑家的情况告诉父亲。父亲沉默了很久。他根本不知道妹妹已经过得如此艰难，只能叮嘱母亲，等发了工资，再多寄一些钱过去。
1967年初，我们离开山东，重新踏上归途。
车窗外，农民赶着老牛，已经开始新一年的耕作。可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大治”。父母还不知道要被折腾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上学，学业、命运、未来，全都漂泊不定。
几年以后，我又因为“一号令”被疏散到农村，后来又经历上山下乡。那以后，我对农村的贫困有了更加直接的认识。
广大农民日复一日做着最繁重的劳动，吃着最粗糙的粮食，穿着最破旧的衣服。贫困、政治运动和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底色。
多年以后，改革开放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乡的生活才逐渐发生变化。小姑的孩子长大成家，有人还在城里买了新房。过去那些靠红薯面煎饼度日的日子，终于成为历史。
可1966年冬天那次故乡之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始终忘不了奶奶胳膊上的那只红袖章。
一个八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为了避免造反派上门“破四旧”，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红卫兵。
今天想来，它既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
因为在那个人人都必须表明政治身份的年代，一只红袖章有时并不意味着信仰，也不意味着革命。
它只是一个普通人为躲避灾祸，给自己找的一点保护色。
资料来源：李薇薇《动乱年代的故乡行我见到最老的红卫兵》
